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OFDI)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欧洲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对欧盟OFDI增长迅速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利用2007—2016年中国对欧盟OFDI的数据,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我国对欧盟OFDI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的经济规模(GDP)、技术水平、贸易关系和投资自由度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均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东道国GDP和投资自由度对我国在欧盟各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以专利为指标的东道国技术水平也对中国在欧盟OFDI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与前两者相比作用较小;双边贸易额则与我国对欧盟各国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对欧盟的投资和贸易总体呈现替代效应,而非互补关系。     

外国直接投资挤出(挤入)国内投资的作用机制

本文借助资本边际收益线的变化说明在不同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挤出（挤入）国内投资的作用机制,指出国外资本技术含量增加（使资本边际收益线变得更平缓）和东道国政策优惠等因素（使资本边际收益线向上平移）使FDI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FDI通过对产业链中上下游产品生产的带动或替代对国内投资产生部分挤入或部分挤出效应.总之,产品市场、金融和要素市场是FDI挤出（挤入）国内投资的主要机制.     

政治关系、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基于33个欧洲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近年来因其内部政治格局调整、经济增速放缓,使中国对欧洲OFDI的风险增大。文章选取33个欧洲国家2010年—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双边政治关系及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中国OFDI,还能减弱东道国监管对中国OFDI的不利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可通过调节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进而促进中国OFDI;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税收负担对中国OFDI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中国OFDI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经济体异质性,表明中国对不同地区或不同经济体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目标差异较大。今后应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边政治关系,积极构建并逐步完善中国OFDI安全审查机制,助力中国对欧洲OFDI持续增长。     

OFDI对中国—东盟贸易影响研究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于2010年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总体经贸伙伴关系不断得到加强。然而,中国与东盟内部的贸易及投资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国别差异性,本文利用2005—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对东盟十国OFDI所产生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总体来看,中国对东盟整体的OFDI能够促进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分国别来看,中国对其OFDI会促进中国进口的国家有（按促进作用从大到小排列）：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而会对中国进口产生替代效应的投资东道国有（按替代效应从大到小排列）：新加坡、文莱和印尼。中国对文莱的OFDI会促进中国对该国的出口,而中国对其余东盟9国的OFDI都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替代效应。最后本文基于此结果给出了中国推动与东盟的投资贸易便利化、调整东道国布局、改进投资产业分布,完善对外投资服务等建议。     

服务业OFDI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提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对促进我国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检验了服务业OFDI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并从投资东道国类型、投资模式以及服务业行业属性方面分析了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服务业OFDI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不过这种作用只存在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于绿地投资,采用跨国并购的服务业OFDI更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东道国风险对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旅游业是风险敏感度高的行业,然而较少研究将东道国风险纳入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中,学界对东道国风险与OFDI的关系亦未达成定论。基于此,文章使用2004—2015年我国旅游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各类东道国风险对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探析东道国风险在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下的作用差异。研究发现：(1)我国旅游业跨国投资整体上呈现出显著地域性的风险规避倾向。其中政治风险的负面影响程度最大,社会文化风险的负面影响次之,经济金融风险的影响不显著。(2)较高的国家发展水平、较近的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能够有效缓解东道国风险对旅游OFDI的阻碍作用。研究完善了旅游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证实了东道国风险对OFDI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澄清我国OFDI的风险偏好悖论现象,推动了OFDI风险研究的深化。在实践方面,研究有助于为行业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海外投资建议和风险管控策略。     

贸易开放的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Grossman的经典理论框架下剖析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从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角度分析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和数字经济的技术效应增加碳排放，但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结构效应抑制碳排放，但综合效应会增加碳排放；基于人均GDP的异质性检验显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间接抑制作用无法抵消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贸易开放能够通过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但综合效应会增加碳排放；碳泄漏检验显示，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存在较严重的碳泄漏问题。     

FDI对中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开放条件下,FDI会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者挤入效应。本文对1987—2001年FDI对中国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最近的15年间,FDI对国内投资总体上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大多数省份的投资也存在挤入效应,但在东部沿海省份挤出效应和中性效应则占一定的主导地位;FDI对不同地区投资的影响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呈现出由东向西渐次减弱的状态。     

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20年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持续上升态势，碳排放强度则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地区差距明显。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促进地区低碳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地区低碳转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推动相邻地区的低碳转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影响地区低碳转型作用机制关注不足的理论缺口，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剖析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空间溢出特征，为地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蒙古低碳经济发展

低碳经济是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新现象和新趋势,发展低碳经济无疑是适应我国发展需要的,也是促进内蒙古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外商直接投资(FDI)会对东道国或地区产生外部环境的正负影响效应,给低碳经济发展带来变数,投资于内蒙古的外商直接投资需要引导、规范和管理,使其符合内蒙古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用1990-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1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呈U型结构,符合IDP理论路径,但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并不遵循IDP理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结论是：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OFDI的Granger原因,而OFDI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数字经济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指标替换、样本剔除等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强于西部地区，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贸易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及策略选择

文章基于互联网与数字普惠金融两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以2013—201 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测度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但在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促进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区域数字经济。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及时关注和研判潜在风险，为促进居民消费赋能。     

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的影响效应分析

选取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建设,且二者间关系呈倒“U”型特征;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建设的推动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显著,在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具有直接促进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强的挤出或竞争效应。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双碳”目标下,如何促进节能降碳成为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碳排放量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中国26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是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可通过地方政府竞争的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能源丰裕程度的不同、城市创新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能源丰裕度低的城市以及高创新投入城市,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数字经济发挥减碳效应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应进一步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我国低碳发展增添动力。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