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化变革是制造业企业寻求产业转型和创新变革的重要突破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激励效应能否破解企业创新“投入多,产出少”困局?对此,基于A股制造业企业2011—2020年数据,借助Python爬虫功能转化并搜索企业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以此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政府补助金额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

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创新带来新的契机,深入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创新的微观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创新性地测度了中国各行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度,选用2014-2019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于中国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数量,还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促进企业创新的具体机制包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促进企业国际创新合作。(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前沿技术企业、非劳动密集型、高竞争行业以及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而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企业创新效应更为明显,但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地理区位不是关键异质性因素。研究结论为渐进有序推进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实现中国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中国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数字中国”背景下战略联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战略联盟视角,理论分析企业参与战略联盟对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推动数字化转型,且股权式战略联盟、联盟对象为企业和政府、联盟内容涉及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2)企业参与战略联盟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3)与其它企业相比,参与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地处商业合作文化浓厚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可为揭示战略联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和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驱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企业是国企和制造业企业时,影响显著;且在中小城市及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能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参数估计方法、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效应与市场需求导向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效应,应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制定相关政策激发市场需求规模、增强地区间市场可达性、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     

数字创新中的领导力与管理研究 ——基于 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为揭示企业在追寻数字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管理难题及现有研究热点、厘清数字创新中领导力与管理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趋势,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2003—2022年的研究文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对数字创新中领导力与管理问题研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科学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研究热点主要涵盖了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变革型领导的影响、数字创新的实现等三大主题;热点演化由最初关注于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及管理,转向为管理者通过引导企业新发展实现数字技术的价值提升,最终发展为数字创新反作用于领导力与管理,对企业领导与管理提出新要求,以更好地实现企业管理数字化;热点演化路径经历了理论构建、组织变革、转型发展与数字领导4个阶段。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平台管理、数字领导、数字创新实现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减少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PM2.5、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来减少污染排放。本文还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地区空间差异,也佐证了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是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结合2002—2020年我国数字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为正,且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通过交易成本节约、市场规模扩张以及数字化升级机制的发挥驱动数字企业创新。第三,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小规模数字企业、非国有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更为显著;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显著。因此,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平台,对接东道国数字标准与规则,切实把握全球数字市场机遇,合理布局数字企业“走出去”,以实现数字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数字认知与创新绩效：技术为刀，我为鱼肉?

如何顺利度过数字化转型阵痛期成为中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红利提高自身创新水平的重要战略问题。整合IT能力、社会认知与社会认同理论,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即存在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员工数字化个人认知在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数字化组织认知可以调节U型关系,促使拐点左移,并导致U型关系变得陡峭。结论启示从员工对企业数字转型的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两个方面优化员工数字认知,应用数字技术营造有利于组织创新的员工认知环境,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推动全球发展进入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发展为特征的全新时期,并激发越来越多装备制造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道路。以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要素为主要内容,构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随机选取的28家陕西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不高,转型速度较慢。为此,从加大政府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引培体系以及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4个方面提出加快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议。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述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质量,估计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还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是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最后,门槛模型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完全适用,并且在充分考虑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的调节下,城市创新系统中数字经济的动态溢出效果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转变

数字化转型可赋予企业创新巨大的新动能,但数字技术种类多、成本高,如何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创新是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过度的数字技术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技术集中度与企业创新间发挥调节效应。随着调节变量增大,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偏移,同时倒U型曲线逐渐变得平缓。在调节变量突破拐点临界值后,倒U型曲线转变为U型曲线。由此可见,调节变量增大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进而利用调节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创新激励和信贷融资渠道实现;CEO信息技术背景和CEO风险偏好均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效果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技术禀赋、生命周期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环境中的企业具有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数字产业化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效果最强;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的作用在西部与东北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市场结构,间接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正向影响本区域内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还能够辐射带动邻近区域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