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与中国应对

特朗普执政政府对全球主要经济体挑起了贸易纠纷,其背后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动摇了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基础;通过推高贸易成本并增加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改变;通过影响消费市场导致全球价值链发生强制性变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但降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还通过压制技术进步来打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降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预期收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可以通过调整中西部的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创新驱动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效率,进一步拓展技术外溢渠道;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治理,增强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促使国际贸易对象的多元化,逐步替代美国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等途径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人工智能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正使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传统优势逐步丧失。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力的“体能型”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随年龄增值的“技能型”要素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优势。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全球价值链攀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负面影响，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体能型”要素密集型行业和“技能型”要素密集型行业，研究表明，对于密集使用“体能型”要素的行业来说，人口老龄化会倒逼相关企业更大程度地应用人工智能，从而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对于密集使用“技能型”要素的行业来说，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劳动力的年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有利于促进相关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上述研究从人工智能角度评估了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对辩证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加快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发展从而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传统优势丧失，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增长期权和金融摩擦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应对贸易冲突并且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产品创新行为的理论机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分别通过增长期权机制和金融摩擦机制对企业产品创新产生促进和抑制效应,其总体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基于高度细化的中国微观企业层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创新概率和创新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总体上会抑制企业产品创新概率和创新强度,但是这种创新抑制效应在出口状态不同的企业样本中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纯内销企业样本中创新抑制效应表现得最为显著,同时参与出口和内销企业样本中的创新抑制效应不显著,而在纯出口企业样本中表现出显著的创新促进效应。     

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区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经验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生产分工深化促使传统国际贸易格局向全球价值链贸易转变。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贸易协定（RTA）逐步成为国际经贸合作与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覆盖度”和“执行度”两个层面构建RTA深度指数,并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模式,探讨中国已签署RTA的深度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后向嵌入。研究发现,RTA深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在一般贸易模式下的前向价值链嵌入,以及两种贸易模式下的后向嵌入。不同类型条款的深度、价值链嵌入方式、缔约伙伴发展水平及具体行业都会对RTA深度的价值链嵌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指出,RTA深化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发展,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塑造了开放、高效、稳定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进而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提升。本文结论对中国推进高质量自贸区建设与实现价值链深度参与和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产品内贸易、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

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特别是随着FDI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点，传统意义上的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正在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企业内部，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本文以当前新贸易现象为实践基础，以贸易分工理论为理论基础，初步构建产品内贸易的理论模型及其利益分配机制，从产品内分工视角分析产品内贸易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影响，并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进行攀升，进行技术创新，提升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重大疫情冲击下我国家具产业出口恢复力提升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我国家具产业具有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对国外市场依赖性高.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中国家具产业出口造成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降低全球物流效率,抑制家具贸易往来;中小家具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与此同时,重大疫情也促进了市场采购和消费模式转型,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家具出口迎来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新机遇.面对疫情冲击,应果断采取措施提升家具产业的出口恢复力,具体包括:以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广泛国际合作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技术创新培育高端要素资源;以生产智能化推动企业集群升级;以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助力全球价值链升级.     

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在数字革命蓬勃发展及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的趋势下，数字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新动力。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大数据测度了2001—2016年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赋能对自身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供应链效率共同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出口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对价值链嵌入产生差异化影响。拓展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位置两者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政府应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外贸企业深度融合，对各类企业给予差异化政策扶持，并进一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外贸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奠定良好基础。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WIOD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和年鉴数据,经验分析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对工薪差距的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在全球价值链与工薪差距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会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提高又会扩大工薪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展混合贸易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开展一种贸易方式的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提升不影响工薪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低技能劳动人力资本水平,增加高技能劳动供给,将缩小工薪差距重点放在提高低技能劳动的收入水平上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贸易增速下降之"谜"——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解释

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大幅下降,这难以简单地从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层面进行解读.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看待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现象理应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鉴于此,文章构建理论模型以刻画上述现象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会导致贸易增速下降;(2)对单个国家来说,价值链攀升也会影响贸易增速.进一步地,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1)在有效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程度对贸易增速呈倒"U"形的非线性影响;(2)价值链攀升对单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知,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乃至"停滞",是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失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的外贸失速除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自身的价值链升级有关.因此,面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压力,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的应有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

江苏省制造业虽然实现了量上的不断突破,却面临分工地位不高,利得率低的困境。文章通过构建区域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分析了江苏省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变动趋势,检验了江苏省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科技投入显著促进江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微观主体成本因素对提升价值链地位具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推动江苏省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传统制造模式和组织模式变革,促使全球价值链分解、融合和创新,使国际产业分工的"微笑曲线"发生变形,各环节附加值也相应发生变化。面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我国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存在巨大的挑战。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打造以"本土企业"为链主的分工体系,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加快推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获取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     

全球价值链分工、服务贸易限制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我国对47个国家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数据,检验GVC分工地位、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数字贸易限制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受到分工地位的抑制和进口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IT信息服务业贸易限制和数字贸易限制都构成IT信息服务附加值贸易的壁垒;美国贸易份额的挤出效应仅存在于IT信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中美之间IT信息服务业规则差异和数字贸易规则差异则更为明显地抑制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IT信息服务附加值出口;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IT信息服务业较少受分工地位和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并更多地获得进口溢出效应和美国贸易份额的促进作用。     

发明人才跨国流动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行业异质性效应及其战略含义

全球范围内的发明人才流动对各国不同行业研发和生产分工进行了重构，加速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为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探讨发明人才跨国流动是否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其可能的内在机制，利用2000—2014年PATSTAT数据和WIOD数据对世界各国(地区)技术异质性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全球范围内，发明人才流入和流出均促进了高、中高和中低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同时降低了低技术行业间接附加值出口份额，推动其优化调整；(2)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分解发现，受发明人才跨国双向流动影响，高技术和中高技术行业进口中间产品依赖缓解是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主要机制，中低技术行业形成国内中间产品替代国外中间产品的攀升机制，低技术行业表现出行业内部的自我优化；(3)中高、中低技术行业发明人才流入和流出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经济危机对高技术行业发明人才流动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合作更密切的国家(如欧盟成员国)之间发明人才跨国双向流动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改善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中国异质性行业吸引人才和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征及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代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离不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大背景。20国集团(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简称为E11)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通过对OECD和WTO附加值贸易库的数据整合分析发现:E11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并呈现出后向价值链和前向价值链两种分工参与模式;从贸易总量上看,E11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国际贸易地位和利益在不断提升;从行业利益结构上看,E11各国可归纳为四种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嵌入模式,而且各国行业贸易利益和贸易地位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特点;总体上看,E11在行业竞争上还停留在初级要素的利用阶段,其未来贸易利益的获取还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讯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采用2007—2019年DESTA的双边贸易协定数据库和ADB-MRIO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和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签署第二代贸易协定有助于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中获得较多收益，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从其中获得较少收益。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促进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为助推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来自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测度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制造业上游度指数的基础上,分析了制造业在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中位置变迁的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上游度大小并不代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复杂度提升对一国制造业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作用力呈现倒U型,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和沿海优势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上游度攀升,"资源诅咒"现象显著存在于国际分散化生产模式中;最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也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