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全球价值链”下的自由贸易协定

厘清当前国际分工下的价值链是具有全球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性特征,这是探究当前国际分工构成以及未来分工发展等根本性贸易问题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章利用CEPII双边贸易流量数据库,测算产品的平均进口距离用于衡量1995—2014年间价值链生产在全球性特征上的变化,并与Eaton和Kortum(2002)框架下构造的理想“全球价值链”进行比较,分析评估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研究显示,1995—2014年间“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极为有限,平均进口距离只增长了约300千米,距离理想的“全球价值链”下的进口距离差距很大,特别是中间品贸易的进口距离较短,说明价值链分工仍主要体现为区域性特征。在价值链呈区域性特征的背景下,各国更倾向于达成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支持区域性的价值链生产,即一国价值链的区域性越强,则该国签订的贸易协定区域性倾向就越强。该效应体现为一国中间品进口距离增加100千米,则该国与其贸易协定伙伴国的平均距离就增加约389千米。文章揭示了当前价值链分工的区域性特征,部分解释了近年来多边贸易协定推进困难的原因。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采用2007—2019年DESTA的双边贸易协定数据库和ADB-MRIO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和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签署第二代贸易协定有助于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中获得较多收益,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从其中获得较少收益。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促进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为助推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RCEP贸易网络演化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RCEP是东亚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改进的贸易联系强度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2021年RCEP制造业贸易网络与各成员国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演变趋势,并对贸易网络演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RCEP制造业整体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国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第二,网络中心度和贸易联系强度对成员国的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聚类系数与GVC分工地位负相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的聚类系数对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RCEP成员国均能从区域贸易网络发展中受益,但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提升更显著。第三,技术溢出、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韧性三种中介机制的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而对于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判断

总体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了很大攀升,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仍未形成竞争优势。中国应在巩固中、低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和技术含量的基础上,重视高科技产业发展,利用中国高速增长的市场空间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以期未来在全球价值链上进一步攀升。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讯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与环境失衡的影响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贸易与环境失衡现象受到广泛关注。对此,本文采用37个国家2000～2011年的数据,构建门槛模型以考察不同分工地位下贸易开放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异质性影响,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再检验。进一步以中国为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出口污染密集度的中介作用,剖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贸易与环境失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时,扩大贸易开放将恶化一国贸易与环境关系,"污染天堂"假说成立;出口污染密集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中国贸易与环境失衡中起中介作用,解释了为何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可能成为世界的"污染天堂";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改善一国的贸易与环境关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进行气候治理,中国应积极寻求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降低出口产品的污染密集水平,并利用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分工合作推进气候治理南南合作。     

公司内中间品贸易: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考察与实证研究

公司内贸易和中间投入品贸易已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且二者往往基于全球价值链交迭发生.本文用以中间投入品进口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估计了公司内进口在中间投入品进口中的绝对和相对重要性,阐释了中间投入品贸易的决定因素,并探讨了公司内贸易和中间投入品贸易的交集及其相互作用.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中美增加值贸易与双边贸易利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文章利用增加值贸易体系重新测度了1995-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并通过对双边总值贸易进行价值增值分解刻画了贸易利益在中美之间的分配格局。结果表明,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两国的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之间存在严重错配,分工地位的差距导致贸易利益在两国间的分配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机电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转变单纯追求出口规模的贸易发展方式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提高中国对美出口获利能力的关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口?

扩大进口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减少贸易摩擦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政策实施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变化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TPU下降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期和提升进口产品质量;(2)从驱动因素来看,生产规模扩张和融资约束缓解是TPU下降扩大企业进口规模的重要渠道,从构成来看,TPU下降主要通过进口种类和进口集约边际扩张途径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大;(3)异质性分析表明,TPU下降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型企业、民营企业进口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从产品类型看,TPU下降对企业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品进口,而对消费品进口没有明显的影响;(4)TPU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和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以及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贸易尤其是进口种类增加和进口质量提升是TPU下降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原因。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与中国应对

特朗普执政政府对全球主要经济体挑起了贸易纠纷,其背后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动摇了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基础;通过推高贸易成本并增加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改变;通过影响消费市场导致全球价值链发生强制性变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但降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还通过压制技术进步来打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降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预期收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可以通过调整中西部的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创新驱动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效率,进一步拓展技术外溢渠道;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治理,增强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促使国际贸易对象的多元化,逐步替代美国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等途径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与23个国家相关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抑制作用更大;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产品贸易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农产品贸易。在此基础上,提出减少国内经济政策的短期调整频率、密切关注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鼓励农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产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