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协同效应视角

创新基础设施作为科技创新的载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创新基础设施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2)2011—2020年,除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外,创新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及其协同效应增强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且提升程度占整体增幅的22.23%,其中,设施协同效应、商业服务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制造业企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1.11%、27.78%、5.56%、-22.22%;(3)从空间效应分解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主要依靠空间溢出(占比93.63%),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小(占比6.37%);(4)创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结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创新基础设施协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基础设施及其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异质性上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数字经济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邻近、地理等三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释放扩散效应、溢出效应、普惠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农业高质量发展应符合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与布局，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不同水平的数字经济地区进行宏观调控，形成以技术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合理化区域研发投入差异，助推区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两项试点改革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基于“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两个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的创新驱动作用具有动态可持续性，但“智慧城市”的创新驱动作用不及“宽带中国”;(2)“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协同效应，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在“宽带中国”与“智慧城市”双试点城市大于“宽带中国”单一试点和“智慧城市”单一试点城市；(3)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财政投入是“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机制；(4)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创新驱动作用在东部城市和普通城市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时空布局、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协同效应提供了经验参考。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时空分异、动态演进与收敛特征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中国30省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Kernel核密度估计和空间收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得到了有效协同,两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良好发展态势,三大区域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2)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水平处于上行轨道,两极分化现象正逐渐改善;(4)长期来看,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度将趋于一个稳态水平。建议政府重点关注各区域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平衡性、动态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规律与进程、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中国物流业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及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物流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从轻微失调上升到勉强协调阶段，但总体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东西部差异明显，呈现出东—中—西部水平依次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核密度曲线不断向右移动，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波宽增加，波峰降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动态演进过程出现了明显的梯度差异；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主要集中在“H-H”集聚区和“L-L”集聚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以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地理溢出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的特征，是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目前，关于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已然成为学术热点。本文以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地理溢出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了数字技术作为产业共性技术、短周期技术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存在的耦合效应，阐述了数字技术的知识性、可封装性通过促进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和专业化分工，形成技术创新地理溢出的空间效应。基于2012—2021年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关中四大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先行区，省域层面关键指标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上述影响效应的存在。本文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作为“知识经济”,应当注重对于数字技术类型的选择，形成与制造业自身核心技术融合创新后的“共振效应”,同时有效推动社会各层面的协同创新机制的构建。另外，在先行区加快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数字产业园区，发挥数字经济在空间维度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测度及时空动态演进

本文基于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全面测度2009—2018年我国软件产业效率,并采用条件Kernel密度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揭示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软件产业效率整体较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该差距逐步扩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整体上我国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不存在空间集聚;东部地区内部省份间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份间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实现我国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进一步增强软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各地区继续挖掘优势并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软件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双循环新格局促进了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创新能力和产品空间的视角

“两头在外”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使中国数字贸易陷入“模仿创新”和“低端锁定”的困境。基于创新能力和产品空间的视角,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探讨双循环新格局是否能够促进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显示：双循环新格局对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参与国际循环通过后向模仿创新能力中介渠道对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而参与国内循环通过前向自主创新能力中介渠道促进了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其促进作用分别受产品空间密度和技术复杂度的调节影响。拓展分析揭示了双循环新格局对中国数字贸易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为中国数字贸易企业应对逆全球化和外部风险的冲击与挑战,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特别是利用国内统一大循环的超大规模优势来培育本土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空间密度和技术复杂度,最终实现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     

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政策为例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区域经济协调更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因素,两者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角度探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2014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这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3—2019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作为初始样本,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从政策实施有效性视角检验了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经济激励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状态视角考察了协同度的经济空间溢出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加速态势,分类进行一系列时间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协同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能够实现对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激励,最终实现整体的区域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均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本文建议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强化城市的主动协同效应,增强城市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促进长三...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测度及成因

基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别测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水平,并从空间和结构视角分析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显著,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近年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程度上升,上游不平衡指数依次高于中游、下游地区,上游与下游间不平衡程度最高;创新性发展差异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除此之外,地区内、地区间高质量发展不平衡还分别受到共享性、持续性差异的较大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水平近年有所下降;上中游不充分程度较高,突出短板在于创新性发展;与省会城市相比,非省会城市高质量发展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协调性、创新性、共享性发展不足。因此,解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既要重视流域民生共建共享与创新协同发展,实施差别化策略缩小各地区、地区间差异,也需提升创新驱动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因地制宜探寻地区与城市特色高质量发展提升路径。     

数字经济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自贸区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与代表，数字经济为其推动区域环境塑造、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了新契机。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影响，而数字产业化呈现负向作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设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均存在“U型”关系；相比产业数字化，“两化”协同所起到的正向作用不高；上海、海南等部分沿海型设区省市的数字产业化开始起到促进作用，内陆型设区省市的产业数字化起到的正向作用显然更高，而沿边型设区省市“两化”协同水平较低，难以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发展水平提高，数字产业化对设区省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负转正，而产业数字化的正向作用则在减小；数字产业化的负向作用随产业数字化强度提高先减小后增大，而产业数字化的正向作用则随数字产业化强度提高先增大后减小。     

我国工业绿色创新系统协同演进规律研究

基于二象对偶理论,从状态子系统和过程子系统两个维度构建工业绿色创新系统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PPE-Malmquist-CDG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利用核密度估计探寻我国工业绿色创新系统协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整体上,我国工业绿色创新系统刚进入中等协同发展阶段,且该状态并不稳定;从演化规律看,我国工业绿色创新系统协同发展水平在时间上呈现“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式演进趋势,整个核密度分布曲线“波宽”呈现“发散-收敛-发散”特征,在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非均衡特征,极化趋势比较显著。长期来看,各地区工业绿色创新系统均衡、良性、协同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     

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结构评估与演进

京津冀城市群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阵地和试验田。围绕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计算不同要素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权重和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现阶段的结构特征和演进趋势。从结构视角研究发现，河北综合协同指数提升较京津更为显著，“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建设，交通、公共服务投入增加激活了河北的区域协同后发优势；天津协同指数呈现细微下降，与天津近年来经济结构升级趋缓、京冀协同联动还有待加强有关。从协同指数结构看，总体上京津冀协同指数都有上升，河北的贡献率最大。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演进结构不断优化的发展阶段。     

数字产业化的理论逻辑、国际经验与中国政策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商业创新双重动力驱动下的数据价值链深化过程，同时数字生态则是数字产业化的基本组织模式。营造有利于数字产业化创新发展的环境是各国的政策重点。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路径是“强数字商业创新、弱数字技术创新”模式，数据开放不够、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环境不够友好、监管体制有待优化是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的短板。为此，需要从强化数据可获得性、提升数字技术创新、完善数字生态、优化数字监管来构建全面协同的政策体系。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基于城乡均衡发展的视角

数字经济作为驱动产业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协调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基于城乡均衡发展视角，选取2011—2020年20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探析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整体上对城乡均衡发展具有抑制效应，且这一影响存在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表现为在东部地区会抑制城乡均衡发展，在中部地区有利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一影响路径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对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中国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参考。     

以数字经济产业协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是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和应对突发外生冲击的重要支撑,加强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打造全国经济重要增长极具有重大意义。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一强两核”格局,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基础不断巩固,呈现良好势头。但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数字产业化协作体系、产业数字化协同平台、数字技术协同创新、数据要素共建共享机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长江中游城市群应推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协同、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布局协同、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创新协同和促进数据要素共建共享共通,多措并举,切实提高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