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竞争与企业杠杆操纵

基于中国银保监会网站金融许可证信息构建的地区层面银行竞争指标,本文研究银行竞争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发现银行竞争的加剧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操纵水平;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2009年放宽分支机构设立管制的事件和份额移动法构造的Bartik工具变量,获得了一致的结果。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银行竞争影响企业杠杆操纵的结果主要见诸融资约束较强和银企距离较为接近的样本,显示银行竞争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银行监督动机,作用于企业杠杆操纵。经济后果方面,发现银行竞争加剧导致的企业杠杆操纵降低会减少未来违约风险。本文从银行竞争的视角提供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证据,有助于厘清宏观金融环境之于微观企业杠杆操纵的自上而下的内在逻辑,同时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金融发展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吗

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促使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现象普遍存在,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分析数字化转型与大客户依赖之间关系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地降低客户集中度,减少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该结果在通过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度量指标和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就作用路径而言,企业竞争力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客户集中度的两个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截面差异发现,在管理层能力较强、高技术行业、市场份额以及外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上述结果不仅丰富了客户集中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有效地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提供经验证据,还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政策以促进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依据。     

机构投资者分心与公司杠杆操纵

本文以机构投资者在其投资组合中注意力分配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分心”程度作为识别监督外在变化的手段,验证了其对企业杠杆操纵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会趁机构投资者“分心”而监督弱化时实施更多杠杆操纵行为,经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通过弱化其监督治理效应、降低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进一步加剧企业杠杆操纵现象,使得企业得以隐藏真实杠杆水平,误导债权人以更低的资本成本借出资金,但也为企业的未来埋下隐患,致使企业潜在债务违约风险与财务风险增大。此外,在机构投资者“分心”加剧企业杠杆操纵的关系中,“去杠杆”政策实施和去杠杆压力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机构投资者“分心”经济后果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强化对企业监管提供了重要启示。     

企业杠杆率与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结构特征、渠道机制与监管治理

本研究借助中国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考察企业杠杆率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进一步将金融监管纳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企业高杠杆率显著抑制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上述影响随着企业属性以及生命周期展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杠杆行为通过增加财务成本、加剧财务不稳定性、恶化市场预期,并进一步从创新的“投入-产出”层面形成挤出,这些都无益于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改善“企业杠杆率—数字化转型”负向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展现出了显著的结构性优化特征。有鉴于此,想要充分利用杠杆行为驱动数字化转型绩效水平,就必须要在差异化去杠杆条件下加强金融监管,这是当下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了非效率劳动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若干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以及劳动者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如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选取国内外相关文献,应用文献计量工具挖掘和识别了研究重点趋势与热点信息,总结近年来该领域的科研动态与发展趋势。根据定性分析,构成一个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景-理论基础-前因-行为-后果”（CTABC）知识框架,从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与组织变革相互赋能、企业战略应对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效果三个维度提出管理内涵。     

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对于实体经济下的微观企业经营发展有着密切影响.本文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利用201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作用效果较为显著,而衰退期的作用效果不明显.金融科技通过缓释融资约束与降低融资成本、加大研发投入与提高创新产出两个机制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金融科技政策支持体系的优化和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激励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基于信息披露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策号召、适应行业竞争的必由之路。研究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的信息披露与企业竞争力并未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本信息与财务信息均存在异常披露行为。第二,以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二维视角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模式,发现在“言行一致”的披露模式下,企业数字化相关信息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主要通过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程度的路径实现;而“多言寡行”的策略性披露会增加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进行规范和监督提供真实可靠的经验证据。     

立足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管理创新

进入数字化时代,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推动企业经济发展以及保持企业活力的重中之重.本文主要立足数字化转型背景,进一步探讨企业管理创新相关条件及必要性,并提出了几点促进企业管理创新的战略建议,希望能为广大企业管理人员带来有效参考.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创新型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从微观层面提高其运营效率,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俨然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选择兼具“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双重属性的ESG表现为锚定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促进企业有序数字化转型并进而实现创新型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其创新绩效提升,且ESG表现有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治理效率较高以及资源冗余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更利于促进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借力数字化转型、强化ESG表现以提升其创新绩效,进而为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企业价值之间的链条传导关系,以及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行业竞争度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企业竞争地位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数据质量管理

在网络时代、数字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现代企业谋求更好发展、更大市场空间的最重要手段.信息化这一名词虽然已经被广泛熟知,但目前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数字化转型仍然停留在较为初级信息技术应用的阶段.如何将简单的数字化、无纸化提升到数字化转型的高度,将数字化从办公手段演变为一种经营理念,并充分发挥其对企业发展的积...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何以更有效？——基于数字化转型与R&D归类操纵的证据

如何切实贯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节点。立足数字经济时代,聚焦该政策可能引发的R&D归类操纵,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遏制这一投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质量和所处法津制度环境与数字化转型形成“治理互补机制”,共同推进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地实施;数字技术的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显著优于其他技术;区分费用操纵方向,发现“虚增”研发费用的企业更倾向依靠政策获得减税优惠,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了治理功能;考察2017和2018年政策集中调整的影响,发现扣除比例提高和覆盖范围扩大有效缓解了R&D归类操纵。研究结论对如实评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效用、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功能、明确R&D归类操纵的监管重点领域,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