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相对贫困——基于老龄化的视角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破解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有积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但是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多维相对贫困,并且数字鸿沟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不同维度的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在收入、健康、社会保障以及生活环境维度的相对贫困,但是对教育维度的相对贫困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够显著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鸿沟的使用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并且使用沟的负向调节作用最大,其次是知识沟和接入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家庭数字反哺越好以及社会互动越活跃,那么数字鸿沟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将越小。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3—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影响，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后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快速逼近“U”型拐点，其他地区离拐点仍有一定距离且逼近速度缓慢。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规律。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北大核心CSSCI

在贫困研究进入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途径,对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将相对贫困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并运用条件混合过程(CMP)等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主观相对贫困。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这种缓解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60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60岁及以上群体。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     

中国对外援助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

本文利用中国对外援助和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对外援助对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发现,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对外援助能够显著促进当地数字经济发展。在子样本分析、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那些被中国援助的累积金额相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差、初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而言,中国援助对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在同一国家内部,中国对外援能助能促进男性、25岁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相对富有和就业人群更多参与数字经济交易。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对外援助主要通过提高当地互联网普及率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最后,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援助能够降低当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全球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相对贫困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目标是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了其普惠性,缓解了相对贫困呢?文章基于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从是否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减缓相对贫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第二,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据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改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教育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从理论上阐释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反向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大于东部地区。未来可以通过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培育农村数字人才、发展农村数字金融等方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也要注重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实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缩作用。     

数字经济对大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鸿沟效应

数字经济是驱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企业间仍存在不均衡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是否存在鸿沟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存在明显的鸿沟效应；影响机制在于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两类企业间数字化转型的差距，从而导致两者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融资能力较强、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以及组织适应性较强的大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本研究对政府如何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价值最大化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参考。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有助于财政收入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对增强地方财政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地方财政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地方财政韧性,且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且由于地区间缺乏统筹协调,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财政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需要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关系,助力地区间财政韧性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资源错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改变了市场要素供给结构，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制。基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维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使用静态和动态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源错配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要素错配显著影响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中国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替换变量和引入工具变量后，其改善效应具有稳健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度等途径间接改善资源错配；(3)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空间效应，能够有效改善本地区资源错配，但会加剧邻近地区资源错配；(4)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能过剩水平较高、资源配置过度地区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从资源配置视角加深对数字经济红利效应的理解，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改善资源错配现状、释放过剩产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深入推进我国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世界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虽然已经在农村数字经济方面取得阶段性成绩,但农村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有待加强。为此,政府专门制定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力图通过发挥城市数字经济多方面优势,补足农村数字经济方面信息供给短缺的问题,解决农村因信息贫困、技术贫困和文化贫困而引发的低质量发展矛盾,突破数字贫困锁定的路径依赖,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弱化农村区位劣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开拓农村数字经济溢出空间,形成信息要素全面渗透的数字经济红利,从而提升农村数字经济带动下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及策略选择

文章基于互联网与数字普惠金融两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以2013—201 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测度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但在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促进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区域数字经济。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及时关注和研判潜在风险，为促进居民消费赋能。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