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能否促进财务舞弊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

本文以1999-2004年间因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陈述而被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谴责的6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舞弊被公告的前1年到被公告后的第3年为研究区间,首先重点从董事会角度考察舞弊公司是否采取行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接着从股权结构角度探讨舞弊事件的公告是否会产生经济后果,然后从审计意见类型和可操控性应计数角度检验舞弊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是否得到提高,最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探究舞弊公司可操控性应计数的变化是否与董事会特征的变化相关,是否通过审计意见类型反映出来.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谴责"有助于促进财务舞弊公司完善董事会制度;"谴责"使财务舞弊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呈现降低趋势;"谴责"有助于财务舞弊公司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职场“道德风险”激励的博弈分析

检查监督机构与行政职员之间存在监管与被监管,规范与被规范的关系,导致他们的决策行为相互影响,这是一个博弈过程。文章用博弈论的方法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对职员与监管部门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职员要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关键在于"纪审部"最优的监督概率p*,而p*决定于职员的不道德收入(Fj)和不道德成本(Px)。     

巨灾风险下的投保行为 ——基于实验理论的研究

中国尚无巨灾保险市场,研究人们在巨灾风险下的投保行为对巨灾保险市场的建立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地震风险为例,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了个体面对巨灾风险时的投保行为与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人们的投保决策受其对风险概率认知的影响较小,知道清晰的风险概率甚至会降低投保率;在实验中引入仿真信息,将诱导被试投保;而过往受灾经历影响较大,且这种影响并不一定需要亲身经历才能形成,知晓他人遭受灾难也能唤起人们的投保意识。通过扩展传统的实验理论,实验室实验被应用到了这种因难以控制变量而研究较少的领域,并发现了投保行为的某些特征。     

处罚公告、企业绩效与高管变更：一个组织声誉的研究视角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声誉的好坏与企业经营绩效的高低密切相关。若把对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作为其声誉的负面冲击，现实中大量的经验事实都说明，处罚公告将显著降低企业的各项绩效。然而，本文研究发现，面临这种情形，企业可通过变更高管来缓解负面声誉对企业经营绩效的降低。这种缓解效应意味着对企业违规处罚的力度被减轻，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上述发现揭示了组织声誉与企业变更高管决策的内在联系，为理解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与处罚机制提供了一些启示。     

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四组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的比较和分析,详细探讨了影响人们自愿合作水平的具体因素。实验数据分析表明人们的自愿合作显著存在,且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合作水平呈现显著的期数效应。同时通过四组公共品博弈数据的两两对比分析发现,组群规模和结构搭配对公共品投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个体特征因素包括个体的公益态度和公益行为等因素对公共品合作水平的影响,我们发现男性的合作水平显著高于女性,有实验经验被试的合作水平显著低于无实验经验的被试,同时愿意资助贫困生的被试其合作水平越高。     

中国经济预测者的真伪羊群行为辨析

羊群行为包括真羊群行为和伪羊群行为。真羊群行为是指经济个体的决策受到他人决策或行为的影响从而不去获取信息或者忽略自己的私人信息直接跟从他人,而伪羊群行为则表现为经济个体依据相同的信息做出了类似的决策。在经济预测中,真羊群行为由于预测者忽略了自己的私人信息从而往往会引起显著的预测偏误,而伪羊群行为由于预测者依据自己的私人信息独立地做出预测从而做出准确预测的可能性较大。本文从宏观经济预测和股票投资评级两个方面对我国经济预测者的真伪羊群行为进行了辨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预测中的羊群行为很可能是真羊群行为,而在股票投资评级中出现的羊群行为很可能是伪羊群行为。     

明晰产权与扼制会计舞弊

现 今会计信息市场上 ,信息失真严重 ,会计舞弊层出不穷 ,如中国的银广夏 ,美国的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等 ,会计舞弊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如何治理 ,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多方探讨 ,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笔者认为扼制舞弊应从扼制舞弊需求开始 ,提出割裂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量化经营者的经营责任 ,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 ,完善法律 ,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等来扼制会计舞弊。一、会计舞弊需求产生的原因(一 )会计舞弊需求的成因分析1 股东的舞弊需求股东包括大股东 (含董事会 )和中小股东。在我国“一股独大”现象广泛存在的情况下 ,这种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在会计信息占有上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应该特别引起注意。从我国上市公司舞弊案例来看 ,绝大多数并不是经营者背着大股东去舞弊。恰恰相反 ,正是在大股东的压力之下经营者才去舞弊。为大股东谋利益是舞弊的直接动机。大股东对舞弊的需求是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 ,或为了把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从中谋利 ,或为了获得某种资格、避免被处罚 ,或为了政治动机和保住职位等。而中小股东对舞弊的需求是舞弊可以带来股票价格的上升 ,从中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在舞弊行为败露之前 ,无论是大股东还是中小股东...     

企业会计舞弊的成因和对策探析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会计信息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会计舞弊现象也逐渐受社会关注。会计舞弊行为，不仅影响企业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决策，而且更加严重的是削弱了市场资源的配置功能．削弱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功能，进而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分析公司会计舞弊成因，找出治理对策已成为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的“同伴效应”研究 ——来自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实证证据

信息披露关乎整个资本市场的运行质量和健康发展,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内部特征和制度环境对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借助同伴效应的分析逻辑,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业绩预告为样本,对自愿披露同伴效应的形成机制、情境因素及经济后果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企业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且异质性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高、对外融资依赖强的企业更易受到同伴披露行为的影响;此外,基于同伴效应的信息披露行为,可以提升个体企业的未来价值。本文不仅为企业策略性信息披露提供一种新解释,而且有助于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管理能力,对于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跳出“干扰信息”的陷阱

面对干扰信息，你够警惕吗？在近年的行为学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决策的时候，经常会受到无关信息的干扰，过多的信息关注，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带来正确的决策，而对于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的影响，也并非都是正面的。组织行为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首先让研究对象告诉研究人员自己家电话号码的最后三位数字是什么，     

人们关注的是分配动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

本文通过设计一组最后通牒实验考察了分配动机的公平和分配结果的公平对人的行为决策的影响,并分别从浙江和北京两地获取了相关实验数据。采用角色随机分配的简化最后通牒实验,通过提议者不同可选分配方案向响应者发送的信号,考察对提议者的"动机是否公平"从而响应者是否有相应的不同拒绝率。实验结果表明,响应者对提议者"分配动机的公平"有显著不同的反应,说明基于动机的互惠偏好确实在人们的行为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本文通过一组修正型的最后通牒实验从分配结果公平的角度考察了其影响机制,发现分别在保证博弈实验中38%的被试拒绝行为,以及免惩罚博弈中89%的被试拒绝行为,不能被差异厌恶偏好理论进行解释。本文实验的结果在于说明分配动机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更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其暗含的政策含义即分配过程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更为重要。     

个体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述评

大量有关个体决策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判断及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选择行为。通过广泛的实验分析,研究者发现了大量不同于传统理性预期模式的个体决策行为特征,如随机错觉、同比率效应、偏好颠倒、禀赋效应及确定性效应等。人们应用简化的程序或“启发式方法”,而这容易导致在解决问题、判断和选择中的系统性误差(偏离)。本文对个体决策行为理论及其实验研究进行了评述,对预期效用模型及个体偏好理性的公理化假定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今后经济学在行为研究层面的潜在方向。     

股市投资中的羊群行为及对策分析

一、引言 在金融市场上“羊群行为”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它是指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情况下个体通常表现出的一些集体行为，而股票市场交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投资者往往具有“从众”的心理，其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长期投资者或许更不愿根据自身的信息和观点行事，以免被认为是轻率的和不符合常规的，正如凯恩斯所说的：符合传统的失败要比不符合传统的成功对名声更有好处。     

论“借卡恶透”的刑法认定

行为人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后拒不归还的行为,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之普通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要严重。但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借卡恶透的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少数情况可能会构成刑法第177条之一第1款第2项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但是处罚的力度明显偏轻。立法和司法解释应关注这种处罚漏洞,现阶段则应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控制借卡恶透行为的泛滥。     

目标结构、信息干预与信用卡还款决策:来自实验室实验的证据

伴随消费观念的改变和信用支付的便捷化,过度借贷现象愈发突出,人们对多个债务还款时的非最优决策加剧了不良信贷的出现。本研究关注信用卡还款过程中优先偿还债务额更低信用卡,而不是偿还利率更低信用卡的非理性行为,探究这一行为的内在机理及干预措施。我们利用实验室实验方法,考察个体在面对不同目标结构下的还款决策,研究社会规范、外部激励等干预信息在个体还款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人们在进行还款决策时会选择高利率低债务额的信用卡进行偿还;可通过目标结构和信息来改善非理性还款行为。     

异质性与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关于群体性合作的现实路径研究

共享资源在人类的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共享资源治理的收益引发了群体内部的信任与合作问题。传统理论的个体假设是狭隘、过度抽象的完全理性,忽视了个体基于现实场景中的决策和行为选择,因而无法获得符合现实的理论解释。一个群体能够依靠规则、组织机构等正式制度以及群体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实现治理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分享、对合作行为给予激励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从而通过群体性合作实现共享资源的治理。因而问题就转为分析每个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决策和行为选择中能否通过策略互动实现自我实施的规则与群体规范,实现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群体秩序,通过两阶段模型说明了异质性个体在实现正式的制度供给和内生的群体规范方面的作用机制,对于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群体性合作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经济行为的公平原则

众所周知，利己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但是人类的行为是受纯粹的利己动机支配吗？不仅如我等经济学教师，包括不少经济学大师其实都宁愿相信：虽然利己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动机，但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常常也会受到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影响，而表现出某些并非纯粹利己（甚至是纯粹利他）的行为。1992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贝克尔（G．S．Becker）曾用利他主义解释慈善捐助和公共品的自愿提供；1994年诺奖得主泽尔腾（R．Selten）曾通过大量的案例讨论人们在现实决策中的行为，发现人们的利益分配行为显著地受到社会公正思想的影响；     

“税赋弊源皆在乡胥之胸中”——南宋中后期东南路分乡司在赋役征派中违法舞弊的表现及其社会内涵

作为职役之一,乡书手是宋朝县乡衔接的重要中介,在乡村赋役征派工作中,多利用职务之便,违法舞弊,具体表现则五花八门,其中的欺诈行为,不但有害于村落民户,更对社会的良性发展酿造了诸多弊端.《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的鲜活案例,再现了南宋基层社会的历史现场,反映出福建路、江西路等东南中国的诸多社会实像,可以藉此发掘出一些潜在的历史内涵.赵宋王朝法典对违法乡司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而地方官员在执法时,却多有从轻处罚的趋向.这种官吏狼狈为奸的现象,对南宋基层社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与赵宋皇权专制制度的劣根性有关.     

“高额”还是“高频”?——我国煤矿监管处罚的选择及有效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违章处罚是我国煤矿普遍采用的一种负向激励方式。为了增加处罚的威慑,煤矿更多采用较高处罚金额的手段,而忽略了惩罚概率这一同样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不确定惩罚下的矿工期望收益模型,分析了矿工安全投入的影响因素和具有威慑力的最优处罚。利用Logistic模型实证了"高额"和"高频"两种模式对矿工实际的威慑效果。进一步,深入煤矿内部安全监管制度从源头寻找效果不同的原因。本文的结论是:违章处罚理论上会增加矿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投入;处罚的力度和频度共同影响着处罚的威慑力;现实中,"高频处罚"对于矿工的威慑力显著,而"高额处罚"并没有显著改变矿工行为;煤矿设置的最低查处任务,未能有效激励安监员,退变成为其努力目标,导致矿工违章被抓概率极低,大幅降低矿工的违章成本,是"高额处罚"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     

基于财务舞弊的内部控制研究

内部控制在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企业防范舞弊最基本的措施。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但能辨认并解释舞弊行为，而且能揭发尚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舞弊。在研究内部控制五要素和财务舞弊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现状，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防范会计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