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伴随中国创新投入的持续提升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不但影响创新体系运行，也会影响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基于此，在构建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指数探究2015—2020年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但两者综合指数较低，且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2)从耦合协调特征看，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但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至勉强协调阶段，中部地区为濒临失调，东北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轻度失调；(3)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非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高耦合协调度集聚区，东北及西部地区则属于低值集聚区。研究结论可为指导相似地区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以及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的机理,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量了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际单位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省际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较低,且整体上耦合协调度较低,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现状;（3）影响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主要有政府支持力度、创新能力水平、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各地区可因地制宜,通过改善以上因素来提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林业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视角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耦合协调发展对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择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分析各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0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通过关系判别特征发现生态林业发展相对滞后。（2）2011—2020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林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部、东部、西部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3）城镇化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决策、交通便捷程度对促进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关键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就空间差异而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表现为“沿海地区高,内陆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就时间演变而言,各省份主要呈现“橄榄球”型耦合分布状态。就障碍因素而言,产业兴旺为影响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     

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濒临和勉强协调的等级。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提出分析影响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发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的影响。为提高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协调程度,从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对工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和加权平均法评估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估并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度水平,进而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具有较高一致性,均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水平较高,西部地区较低;二是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与数字经济指数发展较为一致,数字化产业发展指数呈现东部地区高,中部和西部地区低的态势;三是经济发展活力指数与经济发展效率指数的分布大致相反,创新驱动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较为一致,表明创新驱动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差异及推进路径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动能、新优势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13—2020年河北省11个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和Theil指数对河北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和空间差异进行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河北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但目前仍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存在较大的融合发展空间;河北省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区域内部差异是造成河北省各区域的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各地区要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不断拓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度和进度。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研究

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辨别二者耦合发展的演化规律与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障碍因子。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显著上升态势,但各省份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异质性;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处于磨合状态,整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环境生态化、数字化程度、社会现代化、环境生态化等障碍因子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     

中国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研究

就业质量的优劣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又对就业质量存在多维影响，二者表现为动态相关关系。通过构建就业质量与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进行测算，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分析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趋势展开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质量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且呈现出显著正向空间相关；目前大部分省区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尚未实现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未来应加快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同频共振”,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补齐地区发展短板，强化区域合作，尽快实现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在更高水平上的共生发展。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数字经济产业系统耦合协调理论为基础,研究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间时序非线性交互关系,分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机理,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基于江苏实证分析,测算江苏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水平.研究表明,2014-2018年期间,江苏数字产业化对产业数字化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产业数字化对数字产业化也具有较好的拉动效应,虽然在某些年份呈现协调度不高的情景,但江苏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度逐年提高.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及响应

使用中国2010—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用熵权法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运用修正后的耦合协调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及空间相关关系,进而用PVAR模型分析二者的交互响应,得出以下结论：（1）2010—2020年我国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协调发展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省域间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2）从莫兰指数来看,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2020年,东、中、西部的差距明显缩小,各地区更为协调发展。（3）短期内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仅短期作用明显,长期的正向影响不明显。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绿色金融具有促进作用,但具有时滞性。     

省域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倒逼和驱动数字经济新动能释放。在梳理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耦合机理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运用障碍度模型与面板Tobit模型诊断2个系统的障碍因子,探析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均呈现动态增长态势,且皆由最初“沿海高,中西部低”差异分布转变为“中间高,南北两端低”差异分布。(2)2011—2019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整体上渐趋优化,但与优质协调差距较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中西+T字形’→‘南北两端+T字形’→‘南北两端+中间地带+T字形’”的演化过程。(3)大多省域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前3位指标层障碍因子相同,中西部地区及中间地带、南北两端准则层障碍度排序为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基础,东部地区和“T字形”地带为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创新>数字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交通可达性、对外开放度、...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地域差异,呈东部、东北、中部与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态势;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集聚效应。据此,提出完善绿色创新资源配置、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等实践建议,以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推进。     

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协调模型,采用系统分析与综合指数评价法,测度2008和2013年我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我国经济社会分系统发展水平、综合度、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西北、西南等地区发展水平较低;2008—2013年经济社会分系统及综合协调发展水平均逐渐提高,区域空间差异逐渐缩小。(2)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呈现"梯度化"分异特征,经济社会综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呈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呈现"集群化"分异特征,城市群区域的协调度明显高于其它区域。(3)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城市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壮大城市发展规模、提升经济发展实力是提高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从提升经济社会分系统发展水平、强化系统间相互作用,优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策,优化经济社会区域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度分析

新型城镇发展的“新”主要在于“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对空变化和协调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2003—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各地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不平衡性与成因探究

本文基于国家重大战略区域视角,采用Theil指数测度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并利用QAP方法探究其成因。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国家重大战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呈下降趋势,且区域间差异是其空间不平衡性的主要来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基础和数字技术水平地区差距是影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距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它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决定因素,而城镇化则构成了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决定因素。为促进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应客观对待国家重大战略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性,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融合的时空格局分析——来自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实际考察

以全国285个地级市层面2003—2014年产城融合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关系模型,对产城融合的发展指数、融合度进行测度、评价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现阶段不同区域产城融合发展并不均衡,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产城融合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达到有效融合状态的城市极少。耦合关联度和协调度虽然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产城融合三要素内部协调发展程度不一,城镇化建设指数和人口集聚指数所属要素基本都处于低度协调的颉颃发展阶段,只有产业支撑指数所属要素耦合协调情况表现相对良好。但从时间序列上三者均呈现出逐步提升态势,总体状况趋于良性发展。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