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企业ESG表现影响了商业信用融资吗?

企业ESG表现是评估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的综合性非财务指标，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替代性融资理论”,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降低了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政府补助较高的企业以及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行政审批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供应链稳定的视角

行政审批改革是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优化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0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供应链稳定的视角,分析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中心的设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说明行政审批改革有助于发挥稳定供应链的功能,优化了供应链层面的资源配置。机制分析表明,降低供需波动偏离度是行政审批改革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现实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行政审批改革的治理红利下,企业获得了超额商业信用;进驻部门、进驻事项与窗口数量的增加则是审批中心发挥治理效能、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关键举措。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需求不确定性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或者行业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而言,行政审批改革的治理红利会更为明显。经济后果分析显示,行政审批改革通过增加商业信用融资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系网络、商业信用融资与民营企业成长

以2006-2010年间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状况,以及关系网络是否有利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本文发现使用商业信用融资能缓解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成长,这对于存在融资需求的企业体现得更为突出。此外,不同层次的关系网络对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并对小型企业的帮助程度最高。本文为我国民营企业为何能在缺乏正规金融支持的背景下成长提供一种新的微观机理解释,并为转轨经济中非正式制度对非正规金融所发挥的支撑作用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异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深化供给侧改革对促进供给侧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异质机构投资者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而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规模。专注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业信用融资促进作用更显著。使用替换变量、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变量衡量方式、滞后一期及工具变量法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专注型机构投资者仅对研发强度大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具有促进效用;机构投资者在市场化进程弱、融资约束高的企业发挥更好的治理作用。本文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黑箱,同时建议资本市场发展持股稳定、持股比例高的专注型机构投资者,提高商业信用融资规模,促进供给侧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动态风险视域下商业信用融资与研发投资逻辑关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战略体系的内在要求。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深入探究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资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商业信用融资与研发投资呈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动态变化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供应商集中度高的企业中，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供应商集中度有助于增强企业风险的中介效应。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创新能力和双维绩效的影响存在最优阈值。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中国”背景下战略联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战略联盟视角,理论分析企业参与战略联盟对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推动数字化转型,且股权式战略联盟、联盟对象为企业和政府、联盟内容涉及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2)企业参与战略联盟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3)与其它企业相比,参与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地处商业合作文化浓厚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可为揭示战略联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和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效融合，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获取

近年来,企业ESG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促进了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能够通过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加强外部监督、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与整个社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信贷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ESG表现所带来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提升了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表现为创新投入的显著增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提升,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揭示了ESG表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效应和途径,为我国持续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营改增”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稳增长”目标下如何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数字新动能培育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考察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转型方向看，“营改增”有助于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从税制改革角度，为化解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的演化博弈——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

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企业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支持和信贷担保支持，可以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从供应链金融视角切入，融合数字化服务平台和政府补贴，设计核心企业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的机制，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机制有效性，通过数值仿真进一步探寻初始积极策略比例、政府补贴、参与成本等不同因素对机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企业、核心企业、金融机构选择积极策略的初始比例越高，博弈系统收敛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概率越高；政府补贴有助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赋能机制顺利发挥作用，但在博弈主体初始积极策略比例较低时的边际效用较弱；降低博弈主体的参与成本是促进博弈系统向帕累托最优状态演化的重要途径。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融资属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替代效应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国企股权多样性和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股权多样性对于商业信用融资无显著影响,股权融合度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从商业信用需求来看,混改会降低国企的银行信贷,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从商业信用的供给来看,混改会增加国企的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供应商乐于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最后,对于国企进行分类拓展研究发现,央企、垄断型企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水平更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行深化,进而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以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特征词汇的词频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处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推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对策建议。     

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优化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广泛存在的连锁股东网络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连锁股东能否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值得关注。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发现，连锁股东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协同效应，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连锁股东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筹集资金、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协同效应，提升了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推动了企业的加速转型。进一步地，连锁股东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提升了企业绩效。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合理地引入连锁股东、充分挖掘股东网络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大客户依赖——关系生态整合视角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生态，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两条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所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少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和经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