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开放、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9-2010年间16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按照沃格勒的方法测算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然后考察各地区对外经济开放、金融危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特别考察了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外经济开放变量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开放度的提高会降低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外资开放度不利于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状况有所改善;出口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会提高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贸易开放度对促进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趋于恶化状态。     

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配置风险与银行体系稳定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本文探究如何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具体研究金融开放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7年的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银行在企业间的信贷配置风险,并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涌入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通过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银行信贷配置风险,降低了银行体系稳定性。有别于FDI资本涌入,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是产生国际风险承担效应、增大银行风险的主要类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缓解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本文加深了对跨境资本涌入、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和银行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为跨境资本涌入如何影响银行稳定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我国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冲击都具有重要启示。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发展格局下的制度型开放高地。本文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从国际资本“引进来”视角看，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同业竞争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方式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从国内资本“走出去”视角看，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通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对生产率中等水平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南方地区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这些结论为更高效地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田”功能，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金融市场风险防范与国际资本流动分析

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否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追求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要不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实施有效的监管,努力提高市场的公正性、透明度和效率,降低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推动市场协作监管机制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监管效率,努力构建保障金融市场协调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要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和跨市场风险监测指标体系的研究。建立起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体系,妥善处理推动金融市场创新发展与加强风险防范的关系。国际资本的流动发展迅速,已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面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加,本文从不同方面阐述如何利用不同手段合理地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造成的影响。     

企业最优剩余财权配置模型研究

剩余财权能否合理配置是影响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本文将企业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古典经济阶段和新知识经济阶段,通过构建剩余财权配置模型,并以贡献和风险承担作为剩余财权配置的基本原则,研究发现:在古典经济阶段,物质资本贡献较大且承担企业的主要风险,大部分剩余财权应配置给物质资本所有者;在新知识经济阶段,人力资本对企业的贡献和承担的风险较物质资本更多,因而大部分剩余财权应配置给人力资本所有者.     

会计制度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2006年我国新会计制度改革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范围,这对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和价值相关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会计制度改革对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会计稳健性为切入点,研究新会计制度改革后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会计稳健性原则的运用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并改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     

货币政策跨期配置与房地产行业投资效率

货币政策不仅可以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来影响厂商投资效率,还可以借助营运资本投资对效率形成扰动。然而,传统理论与实证研究却忽视了上述营运资本路径的作用。为此,本文首先阐述了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冲击效应被营运资本在当期缓冲、远期释放的"跨期配置"假说,进而通过构建附加营运资本的静、动态投资效率分析模型,检验了"跨期配置"效应的存在性及异质性,修正了传统实证设计对货币政策"真实效应"的估计偏误。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考察了金融深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制度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经济转轨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转折点的左侧,故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直接作用外,外资还会和金融发展交互作用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     

试论资本营运中的资本社会化途径

试论资本营运中的资本社会化途径●刘毅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日益加强，企业理财方式和企业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生产经营基础上开展资本营运以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和增值性，是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企业所面临的新挑战。本文拟提出...     

从寻租视角看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和资源配置效率

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是集团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但内部资本市场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低效运转。本文利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集团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过程,期望从模型分析中得到影响集团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     

贷款利率改革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研究了2004年的贷款利率改革对企业间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合理衡量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对Wurgler(2000)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构造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衡量指标——基准Q,用以克服Tobin'sQ的衡量偏误。我们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不升反降,且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下降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源于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在短期内导致的逆向选择效应。为使贷款利率改革的积极效果得以发挥,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银行监控效率,减轻逆向选择效应的不利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农业资本深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

实现要素集约利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资本的持续深化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产生较大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农业资本深化程度进行测度,然后沿着"农业资本深化—要素结构调整—农业要素配置效率"的脉络分阶段对农业资本深化效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剖析。结果发现,农业资本深化效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密切相关,且在不同阶段呈现一致性。在农业资本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应从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加强投资主体协作、促进农业信贷市场发育等方面实现农业要素优化配置。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资源配置优化——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深入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技术标准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技术标准有助于缓解资本和劳动要素扭曲,改善资源错配,提升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且出口强度会正向强化技术标准的资源配置效应;技术标准的资源配置效应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应优于一般制造业;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在企业层面的倒逼效应,以及在行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是技术标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渠道。     

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金融创新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创新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融资方式和工具;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研究金融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以2011-2015年34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结论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运用金融创新、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产权性质、产能过剩问题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

文章以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产权性质和产能过剩对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低,民营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中央控股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与地方控股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无显著差异;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低,非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内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     

我国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Wurgler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Wurgler与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整体表现、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2007年以来,我国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始终处于有效状态,并在变动中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趋势特征;在影响和制约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中,行业与制度变迁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宏观经济与环境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企业微观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是制度变迁和行业调整的必然结果,但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会抑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现阶段,由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力在持续减弱,宏观经济环境短期难以转好,因而只有行业内部各企业有效改善股权结构,显著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才能遏制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下滑势头,从而为信托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金融发展及其市场化是否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对2004—2013年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区域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显著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甚至无效。进一步对影响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及市场化是影响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其中,我国金融市场化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融资体系阻碍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社会信任、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与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

转轨经济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家族企业如何在面临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实现成长?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提供了推动家族企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种效果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在家族股东大会层面的超额控制越低、家族董事席位控制程度越高和家族总的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股东大会层面上的两权分离度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而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和家族总的控制发挥着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微观机理是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商业信用通过提供非正式的融资机会帮助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制的公司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8—2015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家控制权能够促进资本配置效率,验证并拓展了Coase (1937)所强调的企业家控制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创业资本对企业家控制权-资本配置效率敏感性具有负面影响,验证了Kaplan&Stromberg (2003,2004)所提出的创业资本对企业家控制权的分割作用,为创业资本影响企业价值提供了企业家控制权视角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第三,企业家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在治理、管理两种控制权上均有体现,但创业资本的分割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对治理控制权的分割。第四,在将技术效率替换为单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指标后,以及通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和干预效应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原有结论依然成立。第五,企业家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更为明显,而创业资本的分割效应则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包括企业家层面的政治背景、公司层面的融资约束和增长机会、中观层面的行业和地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