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性行政垄断的经济增长效应

地区性行政垄断是指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的限制和排斥,往往造成了要素价格扭曲,进而诱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本文基于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并将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纳入该模型中,实证研究了地区性行政垄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开放程度不同的地方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结果表明,地区性行政垄断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而且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地区性行政垄断越不利于经济增长。     

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宏观成本效率损失研究

地区性行政垄断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指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市场竞争进行限制或排斥。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1999-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宏观成本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地区性行政垄断造成的宏观成本效率损失上、下限在1999-2001年均呈现下降趋势,2002-2006年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地区性行政垄断近年来又有所抬头;以2006年为例,维持现有产出,消除地区性行政垄断可使制造业部门减少11.8%～29.2%的投入。可见,地区性行政垄断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而消除地区性行政垄断将能够极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与区域经济绩效——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争和行政权力所带来的地下经济收益,都会导致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出现。地区性行政垄断变量因而会受到GDP、地方财税水平等政绩指标和企业经济指标的影响,并在OLS回归估计中表现出内生性问题。文章构建了一个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以工具变量法对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区域经济绩效及其内生性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地区性行政垄断损害了4个方面的区域经济绩效——生产效率、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由于地区性行政垄断这种地方官员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经济系统,以往常用的OLS估计可能会低估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危害性。     

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市场分割吗?——基于地区经济联系与行政垄断的双重视角

在当前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理论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打破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状态提供了可能。从地区经济联系和行政垄断的双重视角,采用多元化计量方法,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市场分割的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市场分割,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市场分割的影响存在长期效应,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第二,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降低市场分割的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强于东部地区,在南方地区略强于北方地区;第三,机制检验证实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地区经济联系和弱化行政垄断进而降低市场分割。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廓清数字经济与市场分割的关系,也从实践上为破除地区市场分割、推动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思路。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资源错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改变了市场要素供给结构，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制。基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维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使用静态和动态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源错配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要素错配显著影响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中国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替换变量和引入工具变量后，其改善效应具有稳健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度等途径间接改善资源错配；(3)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空间效应，能够有效改善本地区资源错配，但会加剧邻近地区资源错配；(4)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能过剩水平较高、资源配置过度地区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从资源配置视角加深对数字经济红利效应的理解，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改善资源错配现状、释放过剩产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地区行政垄断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

基于制度相关理论,从企业所有制视角,应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查数据与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调查数据,研究地区性行政垄断指数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所有制因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地区性行政垄断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性行政垄断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较小,对私有企业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大;另外,地区性行政垄断对异质性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还受企业规模、企业科技类别等因素的制约。     

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2011—2020年间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聚集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影响并非线性，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均受制于当地产业聚集的历史状态。总的来说，数字经济须达到一定水平才会对产业聚集产生积极作用。当产业的空间聚集程度较高时，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作用表现为先强后弱的正向激励；当产业空间聚集程度不理想时，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作用则是负向的。因此，地方政府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大产业数字化的建设力度，降低产业聚集的数字化成本，以此提高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内化激励。     

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20年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持续上升态势，碳排放强度则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地区差距明显。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促进地区低碳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地区低碳转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推动相邻地区的低碳转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影响地区低碳转型作用机制关注不足的理论缺口，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剖析数字经济赋能地区低碳转型的空间溢出特征，为地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经验借鉴。     

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本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较

文章利用中国2004—2016年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实证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比较分析资本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以及地区性差异,以研究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有:首先,不论是资本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均呈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初期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有加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深度发展以及环境意识的增强,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将会降低。其次,整体上,资本投资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程度较大且影响时间较长,而房地产投资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较小且影响时间较短。最后,资本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及子维度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推动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知识产权保护在东部、中部地区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未来应适度超前部署数字新基建、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数字经济均衡化发展战略，赋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如何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中国经验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建设有序竞争市场环境、加速要素自由流动，进而跨越行政区划和地理客观因素限制，助力破除省际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国内大循环的健康高效运行。基于此，本文运用价格指数法生成我国省际贸易壁垒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综合形成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弱化效应较为显著，数字经济还能够突破行政和地理客观限制造成的贸易壁垒。本文深入分析、测试和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省际贸易壁垒的影响效应，为建设更加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从数字经济角度切入的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及策略选择

文章基于互联网与数字普惠金融两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以2013—201 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测度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但在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促进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区域数字经济。从供给侧入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及时关注和研判潜在风险，为促进居民消费赋能。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测度评价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帮助实体经济延伸产业链条、重构组织模式,实现实体经济领域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本文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机理进行阐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稳步增长阶段,数字化和网络化是决定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区域数字经济指数存在较大差距;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度持续深化,但大部分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现实路径。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1)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制造业集聚。(2)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城市不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劳动错配程度，进而推动制造业集聚。(4)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制造业集聚，而且带动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集聚。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剖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11—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数据，测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效应，并对各地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协同性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递增影响效应，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相较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递增影响效应；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可分为双高型、双低型、数字产业化加强型、产业数字化加强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针对性建议。     

地区性行政垄断深化"产业歧视"的经济分析

行政性垄断问题已经成为法学界和经济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法学者和经济学者们已经从法学、经济学、法经济学等诸多角度出发,分析了行政垄断的含义、形式、成因、后果和反行政垄断的措施等.从微观角度出发分析行政垄断的一种形式,即地区行政垄断的含义和特点以及地区行政垄断对地区产业的影响,重点在于地方性行政垄断如何造成产业歧视,这种产业歧视包括实施产业歧视的本地方区域内和未实施行政垄断的其他地方,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建立一个损益模型.     

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

文章选取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将数字技术创新引入各省份就业技能结构研究框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技术创新与就业技能结构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技术创新及其各维度水平提升均可促进就业技能结构优化；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非均衡效应，即相较于落后省份，数字技术创新对先进省份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转型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在数字技术创新对就业技能结构优化的影响进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政策体制、优化数字技术创新要素供给结构三种路径以期为数字技术创新优化就业结构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