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合作与价值链低端困境破解——基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视角

文章将表征科技创新转化体系的产学研合作与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产学研合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与国内中间品的附加值效率上升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因此,可以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来破解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困境.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受到产学研合作的显著影响,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企业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所有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产学研合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表明,产学研合作显著提高了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专利类型异质性分析表明,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特质、机理、异质性、滞后性与动态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中国内地25个省份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各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从全国层面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逐渐减弱的滞后性;(2)从时间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差异性,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水平提升和环境规制力度加大,以及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趋势盛行,近年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日渐减弱;(3)从地区层面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性,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比东部地区更明显。据此,提出进一步优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扩大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缩小不同地区间技术差距等政策建议。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检验

数字化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后发赶超的绝佳契机;然而,在跨国公司阻截、逆全球化思潮与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与科技脱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无视数字投入的来源差异而笼统地关注数字化的贸易所得效应难免出现结论偏误.文章基于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识别数字投入的国家属性,检验了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EDVAR表征)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1)国内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国外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投入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与创新渠道作用于企业EDVAR,且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在各渠道下表现迥异.(3)数字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国外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的抑制作用.文章研究结论为我国制造业走出自主可控的数字化之路和实现高附加值创造的弯道超越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融资杠杆率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本文基于金融"去杠杆"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匹配数据及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2000—2009年微观和行业层面融资杠杆率及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研究发现:虽然行业异质性显示资本对新兴制造业偏好高于传统制造业,但中国制造业企业融资杠杆率均值依然停留在60%左右的高位,并且出口部门杠杆率更高;位置指数显示,通过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呈现出逐渐好转的趋势;融资杠杆率和技术密集度提升,并不利于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在保持规模优势基础上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果最为显著。因此,应该牢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大方向,将企业融资杠杆率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最终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研究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已经深入到中国,而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加到了以发达国家国际化公司或跨国公司核心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就目前形势来看,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的低成本竞争模式的发展空间不断缩小,中国多数纺织服装行业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而,在国际产业不断转移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大格局下,利用有利条件,实现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获取更多分工利益首先考虑的问题.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绿色发展是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2001—2014年海关微观数据库和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中国30个省份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绿色经济效率指数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发现,GVC嵌入能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这一促进效果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并存在明显的地理区位和时间阶段的异质性。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GVC嵌入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创新和刺激绿色消费需求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金融发展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吸收能力也可正向调节GVC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正向影响。另外,GVC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扩散效应”会随地理距离增加而不断衰减。基于此,各地区政府在持续扩大开放水平的基础上,应重视高质量人才培养和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完善地区金融体系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地区间行政壁垒,有效发挥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     

企业绿色价值链管理体系构建

21世纪,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企业面临的战略问题,而解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实行绿色价值链管理。企业必须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树立绿色价值观念．进行流程优化,构建绿色供应链系统：同时．企业还要控制污染和节约资源．使用绿色技术．提供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以实现绿色价值创造,获得竞争优势,最终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效益的统一。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

本文从企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引申出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两个方向,进而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不同环节企业的利益来源,从而通过比较优势和附加值分析,探析出三种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及政策搭配.     

全球价值链还是国内价值链——中国代工企业的链条选择机制研究

代工企业在GVC(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微利化、被俘获的境地,无法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难以实现真正的升级。选择加入NVC(国内价值链)是代工企业突破跨国买家封锁,实现链条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构建了一个代工企业在GVC和NVC链条下的博弈模型,通过比较不同链条下的均衡利润及影响因素来分析代工企业的链条选择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及其开发效果、代工生产经验与固定投入对在NVC运营成本的影响以及企业所处的国际和国内行业结构是决定代工企业选择GVC或是NVC的重要因素,相关案例支持笔者的理论分析结果。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进口产品种类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双重差分与工具变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系统考察了进口产品种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产品种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呈U形关系,即未达到门槛值以前,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当进口产品种类达到门槛值以后,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进口产品种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进口产品种类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机制检验表明通过企业成本加成和研发创新效应,进口产品种类显著影响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因此,为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获得更多国际贸易利得,企业应不断增加进口产品种类;政府则应针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采取差异化的进口策略。     

产业集群对全球价值链内企业升级的影响

产业集群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会受到集群的影响.集群具有对企业升级的正向影响效应.通过外部经济、学习、创新以及吸纳外部要素,产业集群促进企业升级.因此,我们应对区域集群采取有力的措施,营造有利于集群内学习的条件,以促进集群内企业在价值链内的升级.     

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在数字革命蓬勃发展及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的趋势下,数字技术应用已经成为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新动力。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大数据测度了2001—2016年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赋能对自身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赋能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供应链效率共同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出口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对价值链嵌入产生差异化影响。拓展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赋能与全球价值链位置两者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政府应加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外贸企业深度融合,对各类企业给予差异化政策扶持,并进一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外贸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奠定良好基础。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在理论阐释对华出口管制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的基础上,以美国高技术中间品为例,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抑制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该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通过降低中国企业成本加成率与提高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扩展分析发现,相较于一般贸易企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相较于高技术创新企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低技术创新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会削弱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应该不断扩展经贸合作范围,加深与其他进口来源替代国的经贸联系,从而削弱美国对华脱钩的不利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加成率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企业加成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并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企业加成率对其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加成率的提高,企业的DVAR也会相应提高。而进一步对不同企业类型的比较分析显示:加成率的提高对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非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大,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本土企业、沿海区域内企业DVAR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同时加成率的提高只会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DVAR的增加,并不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DVAR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