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的耦合交互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

制造业转型目前存在数字化与服务化滞后的双重困境，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的耦合是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基于历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各省市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发展存在耦合协调的问题。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揭示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交互对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在生产率提升上具有明显的交互效应，且数字化与嵌入式或连续型服务化的交互效应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的交互效应表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的地区、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成长期企业。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的交互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和服务化耦合发展的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于欧拉方程分解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平均工资率;同时,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使其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初次分配更偏向劳动。不过,长期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将逐步衰减,甚至会将经济体再次拉入劳动收入份额低位徘徊的“泥潭”。因此,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同步,对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风险投资与企业内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主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支持作用,利用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增值与认证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凸显。最后,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同时挤占了资本收入份额,并且有助于做大我国的“就业蛋糕”。本文不仅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对风险投资增值作用的认识,还为理解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国内外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述评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文献,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相关问题认识。     

经济下行背景下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产业政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问题值得关注。在理论阐述产业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以2009年中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缓解其流动性约束,扩大雇佣规模,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内向型企业、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异较小。研究结果不仅识别出产业振兴规划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也为重新审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投资税收激励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证据

投资税收激励不仅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也会影响企业的雇佣决策,带来要素收入分配方面的后果。本文利用2004年东北增值税转型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建三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投资税收激励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受到增值税转型政策影响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及之后有明显下降,主要影响机制是增值税转型通过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估计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与劳动总体呈替代关系。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外研究述评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前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从物质资本积累、总需求、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等4个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述评,并指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本文将为这一判断提供初步的微观证据。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7—0.09,且行业间差别大,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     

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以技术市场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技术这一新型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会积极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文章在探讨技术市场发展、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市场发展指标每变化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将同向变化0.009-0.012个百分点,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变化的稳健性检验后均得到一致的结果,且这一效应在2008年之前和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主要的作用机制;技术市场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随着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而随着产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而减弱。文章为探讨技术市场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提供了全面和细致的经验证据,基于“要素市场联动”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为科学制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相关政策和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现实借鉴。     

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时间和空间效应

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阐释了FDI流入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1997-2009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时间上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存在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一直在发生变化,1994年之前较之后的抑制作用强度更大;在空间上,FDI对东部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为负,对中西部省份的影响为正,而且西部省份要高于中部省份。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主要源于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影响变化,据此我们提出削减FDI对劳动收入份额负向影响的政策建议。     

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实证分析

文章提出二元转型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为工资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并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论述了劳动收入份额随二元转型程度变动的"U"型规律。文章对1993~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总体及分组计量分析表明,二元转型系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关系确实存在,同时低水平组的劳动生产率负效应更大,随着二元转型程度的发展,工资效应的正向作用开始显现,而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则逐渐减弱。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基于数字化转型的三重影响机制

本文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三个维度及其测度方法,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年度报告,使用文本挖掘算法获取部分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三重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数字化投资对生产率没有直接影响,但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和互补影响。2013年以后,数字技术应用对生产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而业务模式转型则兼具三重影响机制。这些显著性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中呈现较大差异。因此,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要在数字化投资的基础上加快数字技术应用与业务模式转型,同时要重视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多种因素间的互补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奠定良好的数字投资基础,同时还要补齐数字经济的发展短板,重点关注中小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定量模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低。进一步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本文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