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所审计能抑制商誉减值异常吗？

审计师在资本市场中对企业会计异常的识别发挥至关重要作用。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大所审计能否对商誉减值异常产生抑制作用。实证结果发现，相比经过小所审计的公司，经大所审计的公司商誉减值异常水平较低。经过Heckman两阶段回归、随机样本匹配等一系列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该结果未发生改变，说明大所审计能有效约束客户公司商誉减值异常行为。区分不同类型的商誉减值异常行为，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商誉减值激进行为，大所审计对商誉减值规避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大所审计对商誉减值异常的抑制效应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更加显著；大所审计可作为机构投资者、内部审计委员会的替代机制，对商誉减值异常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结论拓展了对商誉减值和审计师的研究，对加强商誉减值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决策参考。     

监管关注与公允价值会计——基于商誉减值的证据

本文以证监会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为背景,从商誉减值的视角出发,探究政府监管关注对企业公允价值会计的影响。研究发现,证监会发布商誉相关会计监管风险提示后,相关公司更有可能进行商誉减值,且减值的计提金额也显著增加。同时,当企业对风险提示条例重视程度较高、外部监督较强以及信息透明度较低时,监管关注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还表明,监管关注会增加审计师投入继而提高审计质量,对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影响更加显著,且会产生正向的市场反应。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公允价值会计以及资本市场监管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完善和强化相应的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商誉减值与公司业绩预告行为

近年来,商誉减值引发的公司业绩“暴雷”风险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商誉减值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提高了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积极性,但降低了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机制检验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增加双重代理成本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坏消息、卖空机制下,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通过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以维稳股价的动机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商誉减值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准确度的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公司中更显著,在自愿披露公司与强制披露公司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结论对政策制定中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实证证据。     

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与并购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中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定向增发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对并购方商誉减值的影响，考察盈余管理及审计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正相关，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负相关，即目标方业绩承诺设置越激进、完成情况越差，并购方商誉减值规模越大。（2）商誉减值存在着并购双方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中标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强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而并购方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抑制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相关关系。（3）审计质量会弱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以及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向关系，即提高审计质量能够抑制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激进行为和并购方利用商誉减值“洗大澡”的行为，降低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4）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具有两面性，即目标方股东担任收购方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一方面会推高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水平，另一方面会激励标的企业努力完成承诺业绩，对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产生正反两种影响。     

商誉减值计提动因及其外部审计监管——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商誉计提减值可以较好地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商誉价值和企业资产价值的真实信息,但是由于商誉计提减值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估计和判断,计提减值准备的动机使得上市公司在稳健性的名义下仍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空间。本文选择了2007-200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计提的动因及其外部审计监管。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计提是基于其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而非盈余管理行为,商誉减值计提越多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这也从侧面进一步验证了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     

投服中心支持集体诉讼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支持的投资者集体诉讼案为样本,考察其对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师行为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支持集体诉讼促使被诉公司所在行业的其他审计师对上行的法律责任压力做出及时调整,显著提高了同行业公司的审计定价。当诉讼内容与审计师责任更相关、审计师对客户拥有更高话语权时,上述溢出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集体诉讼在行业范围内引发了媒体的报道跟踪、市场的诉讼跟随,合力对审计定价产生溢出影响。进一步考察定价提升的经济后果,发现提高的审计定价有效改善了审计质量。本文研究表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探索性实践促进了审计市场高质量发展、激发了新《证券法》及其配套政策的活力。     

关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高商誉监管的几点思考——以甘肃辖区监管为例

文章总结了甘肃辖区商誉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商誉的形成及减值的监管案例,指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有业绩承诺相关制度环境不完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披露不规范、资产评估市场秩序尚未建立、审计机构利用专家工作时未勤勉尽责,提出了提高业绩补偿可执行性、规范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完善监管问责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完善商誉配套制度等相关对策建议。     

并购商誉减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9年至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商誉减值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风险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商誉减值促进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结论显示: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越差时,商誉减值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越明显;当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时,商誉减值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越明显。本文结论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等相关文献,为公司缓解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业绩承诺的商誉减值足额计提了吗北大核心

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未达标与商誉减值是当下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了根据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计提的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可被视为并购标的未来获取现金流能力的信号,业绩承诺完成越差,计提的商誉减值越多。但无论是按照“参照公司”测算出的商誉减值预期值,还是按照业绩承诺在并购时影响商誉的幅度,基于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计提的商誉减值总体上是不足的。进一步地,当业绩承诺距离到期日较远、或净空值较大时,上述商誉减值不足问题更严重;证监会《第8号文》的发布和交易所的问询监管对商誉减值不足问题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进一步检验还表明,按本文方法识别出的商誉减值不足样本与事后监管方识别出的商誉减值问题样本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本文的判断方法对商誉减值的会计实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融资融券与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基于双向交易机制视角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2010年实施的融资融券制度,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检验了融资融券制度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融资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具有促进作用,但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则具有抑制作用;(2)进一步发现,商誉泡沫形成是融资与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作用渠道,即融资交易会加剧商誉泡沫、导致商誉减值计提增加,但融券交易能够抑制商誉泡沫、导致商誉减值计提减少;(3)国有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减弱融资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促进作用,也能够增强融券交易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抑制作用。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融资融券制度的政策效果与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研究,在推动我国证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这对于如何有效控制并化解并购商誉泡沫及其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审计师可以为交易所提供监管线索吗?——基于年报问询与关键审计事项关系的证据

为探究独立审计鉴证与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这两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关系，本文以201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越多，年报被实施问询的概率越高。这两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互补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对交易所问询内容的影响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组和正向异常审计费用组，审计师披露的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更能为交易所监管提供风险提示线索；当被监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非常规关键审计事项为交易所监管部门提供监管线索的作用更加明显。研究验证了审计师与交易所监管部门之间在信息披露监管上存在互补关系，两者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存在更大的协作空间。     

国有企业商誉泡沫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商誉泡沫是国有企业监管和审计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针对国有企业商誉泡沫问题，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分析了国有企业商誉的基本情况，并从商誉存量规模的潜在风险、商誉金额虚高、商誉减值准备延迟计提，以及商誉减值“财务洗澡”调节利润等方面剖析了商誉泡沫问题存在的风险。针对这些问题，从并购标的资产评估、商誉会计处理方式、商誉会计政策稳定性、外部监督不到位等方面分析了原因，并从审计角度提出了防范化解商誉泡沫问题风险的对策建议：推动进一步稳定和优化商誉会计政策；推动加强对国有企业高溢价并购行为的监管；推动商誉管理过程中企业、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在国有企业审计中高度关注虚高商誉和商誉大幅减值等问题。     

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抑制企业商誉减值异常吗?

随着资本市场商誉规模快速增长,商誉减值异常现象成为一项重要监管议题。本文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异常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商誉减值异常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区分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是由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驱动的。机制检验表明,管理层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下降是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商誉减值异常的重要途径。此外研究还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异常的抑制作用在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情形下更加显著。本文结论丰富了机构投资者作用以及商誉减值的相关研究,对监管部门充分认识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以及如何抑制商誉减值异常、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启示价值。     

企业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年初有商誉余额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发现:(1)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计提有显著的影响,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公司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但相比牛市,未达业绩承诺的公司在熊市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非重大并购比重大并购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提取商誉减值准备.(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通过盈余管理完成承诺的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会显著提高.我们也对商誉减值计提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讨论,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提取商誉减值会提高商誉减值的信息含量,降低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商誉减值计提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媒体报道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加剧效应

本文基于媒体报道的信息中介和外部监督功能,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在不同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下媒体报道对企业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同时检验了其影响机制路径。研究表明:媒体报道数量与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媒体报道会增加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且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影响程度更大;投资者情绪和分析师关注度在媒体报道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的影响中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本文明晰了媒体报道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的影响路径,丰富了商誉的相关研究文献。     

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及执行效果分析

本文对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进行了比较,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对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的执行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较为完善,执行效果也好于我国。目前我国多数企业对分摊到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进行了披露,但绝大多数企业都未对商誉减值原因、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及估计现值时所采用的折现率进行披露。可借鉴美国的部分做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准则,同时,建议上交所借鉴深交所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完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考评与监管。     

超额商誉是否引起审计关注? ——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超额商誉对公司价值及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中不乏学者对超额商誉的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但是基于新审计准则视角的研究较少.对此,本文以201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会提高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和应对质量;经营风险和审计风险是超额商誉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程度对公司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审计师合作关系网络、跨所流动与行政处罚溢出效应

基于审计师非正式网络的视角，分析并检验了与受罚审计师共处同一合作关系网络的执业经历对未受罚审计师跨所流动后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该执业经历的未受罚审计师转所后的审计质量更高。这一处罚溢出效应受到了新任职事务所的一体化管理程度、跨所流动审计师的年龄、与受罚审计师的网络社交距离、以及证监会处罚力度的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为跨所流动审计师配置更有经验的项目搭档，以及审计师个人的社会学习是处罚溢出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处罚溢出效应的持续期为三年左右，且当审计客户外部监管风险越高时，处罚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从审计师合作关系网络层面揭示了行政处罚的跨所溢出效应及其产生机制，对于加强事务所内部管理和质量控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与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还是“满而不溢”？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中频繁出现的商誉“暴雷”异象引发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以2010-2020年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基于PSM-DID模型探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强化高管自信程度加剧企业的商誉溢价；另一方面，其引入的境外投资者会优化企业的经营治理，能够遏制公司的商誉减值风险。同时，产业内竞争强度不但削弱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超额商誉的促进效应，也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商誉减值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境外资本在低信息透明环境与国有企业中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为强烈，而在高信息透明环境与民营企业中对商誉减值施加了更强约束。本文的研究揭示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企业商誉的影响可能具有两面性，若高管在境外资本的“怂恿”下盲目并购扩张容易导致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而只有在充分发挥其治理改善效果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满而不溢”。     

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董事网络视角

伴随我国上市公司持续升温的并购重组行为,巨额商誉减值成为影响资本市场稳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上市公司间普遍存在连锁董事这一现象出发,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网络视角探究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计提同群效应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同群效应,信息学习效应是董事网络内商誉减值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大股东治理、高质量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关注等内外部治理机制减弱了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应加强同群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合理性的审查和监督,同时引导企业提高并购决策效率,合理控制并购溢价,从源头上避免商誉“爆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