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城市留居意愿——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将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形成混合截面数据，本文在县域层面分析流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城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长期留居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农民工留城意愿增加10.3%。数字经济对留城意愿的促进作用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对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影响较低人力资本农民工高1.3%。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是人力资本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引致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偏向高人力资本农民工，但学习效应下低人力资本农民工更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缩小了两类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民工福祉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讨论提供了新视角。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定量模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低。进一步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本文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识别和经验证据

在构建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构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壮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却对第一产业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更大的促进效应;相较于财政依存度低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依存度高的地区正向影响效应更大;2015年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平台企业、增强数字技术科技创新、培育复合型高端人力资本。     

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规律研究

数字化对就业过程的信息嵌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信息资本，而且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OLS模型分析了微观层面的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主客观就业质量；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即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线性上升型”发展趋势，对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数字化嵌入对女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男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就业质量方面的微观研究，并为激发农民工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提供了事实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数字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基于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广泛的经济效应,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提升,经过内生性分析、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剔除特殊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数字金融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可通过收入增长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与数字素养提升效应三种作用机制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职业层次提升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体现。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其职业层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对跨省流动人口、长期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影响的文献，为政府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种渠道促进绿色能源效率提升;门槛效应发现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门槛效应,当超越门槛值时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开始凸显。由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建议要着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进而提升全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新一代信息技术影响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经济结构失衡、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过大等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可通过融合效应、就业效应、低碳效应等作用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报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发展。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

文章采用向量夹角法构建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995-201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础模型估计结果证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强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促进效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传导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承诺管理——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

改革开放至今，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受教育水平较高，就业期望值较大、注重精神和情感生活、忍受挫折能力低以及职业选择迷茫的特点。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与企业进行着组织支持与组织承诺的交换。由于缺乏组织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承诺很低，流动率非常大，给企业造成管理混乱的同时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就业能力体现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企业应该加强培训、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定、关注健康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多组织有意义的群体活动扩展农民工的社交圈以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重视心理健康，构建心理咨询渠道以提高其心理资本，通过这些努力，增加组织支持以获取农民工较高的组织承诺，降低流动率。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高质量就业

高质量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针对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实现高质量就业中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问题,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相关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实现高质量就业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则对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有明显的正向调节效应,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差异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作用关系中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有必要着重加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高质量就业。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非均衡特征及优化的政策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投资低水平“陷阱”视角的分析

本文以人力资本视角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促进经济可持续性的政策选择。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具有主导性的作用,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落入低水平陷阱,经济发展依赖于物质资本及低端劳动力的数量投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呈现非均衡特征,而且出现就业压力严峻与人力资本短缺并存的现象,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匹配、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错位,以及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对此,我国应明确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放宽教育准入制度及收入分配改革等渠道,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企业创新机遇的实践探索。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系的背景下，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外部媒体关注度、组织冗余资源和高管研发经验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和提升研发能力对企业创新质量产生积极效应；相较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企业高质量创新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研究有助于拓展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质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为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和赋能经济提质增效提供参考建议。     

“增量”是否“提质”: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正推动我国就业市场发生新的变革,新就业形态加速涌现,灵活就业已经成为劳动力的主要选择之一,但“增量”的同时,如何提高灵活就业质量日益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基于灵活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独有特征,探索性地测度了灵活就业质量,并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质量的影响、分维度差异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者多为男性、农村户籍、高龄以及低学历劳动者,且其工作收入低、工作强度大、工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广泛存在,就业质量普遍较低;基准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灵活就业质量,这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对灵活就业工作收入以及工作自由度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新生代、低人力资本、雇员型以及非农业户籍灵活就业者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培养灵活就业新业态与提高灵活就业者数字素养进而提高灵活就业质量。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对政府进一步提升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就业质量,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与共同富裕。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探析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农民工具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优势,引导返乡农民工进行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本文对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特征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并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存在的困难,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建议.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探析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农民工具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优势,引导返乡农民工进行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本文对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特征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并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存在的困难,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