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战略下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研究企业战略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并基于制度背景研究了产权性质和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差异会降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国有产权性质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均削弱了企业战略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的负向影响。战略差异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从理论上来看,将战略理论与股利分配理论结合起来,拓展了战略理论在财务研究中的应用。从实践上来看,企业要结合自身战略选择制定现金股利政策,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为缓解融资约束,应采用稳健的现金股利政策。     

财政分权、利益输送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2000～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显著正相关。表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在财政分权程度越低的地区这种影响越大。此外,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上市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越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越有可能存在。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除了要完善对大股东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还需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制度,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真正实现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使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成为缓解代理冲突与传递公司信号的工具。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股利政策一直是财务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以2009—202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所有A股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减弱、力度降低，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现金股利分配，且该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宏观经济状况和企业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风险应对及融资约束因素构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中企业选择保守股利政策的内在逻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缩减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有助于平滑现金流波动并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对企业价值具有积极正面影响。本文为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为企业决策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参考。     

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抛弃经典财务理论中理性经理人的假设,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2006—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用管理者的相对薪酬、持股状况和实施并购次数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公司高管的过度自信程度,从公司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重新审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倾向于少发放现金股利来增强内部融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强,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越显著。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视角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研究

人力资本作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企业的行为会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人力资本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入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会显著减少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在人力资本较为密集的企业中,现金股利分配更少或企业更不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融资约束和《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修订皆强化了人力资本及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与现金股利分配间的负向关系。本文将劳动经济学理论同公司金融相结合,从人力资本的“正面”视角发现了中国企业“低股利”现象之谜。     

股权集中度视角下高管团队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现金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留存用于再投资的决策问题,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了高管团队特征(规模、年龄、性别、学历背景)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团队的规模越大、平均年龄越大,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表明企业管理团队人数越多,年龄越大,越容易采用较高的股利支付率,而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现金股利分配率。说明更高学历的管理层认为,较低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才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股利支付水平。男性管理层和女性管理者对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高低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越集中,管理者的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会被弱化。也就是说,股权集中度会显著削弱管理者特征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该实证结果也印证了上市公司中代理问题的普遍存在。研究结果可为企业管理团队的合理配置提出可以借鉴的依据以及实证结果的支持。     

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代理冲突和外部融资约束同时制约着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本文研究代理冲突与外部融资约束相互制衡时,公司治理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迫于股东的压力而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当上市公司同时面临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治理较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股利政策的因素分析：制度和技术的解释——基于公司成长性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763家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观察值，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别考察了股权结构和组织特征对现金股利支付率的解释力。本文发现，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和大股东持股）和组织特征（盈利能力、盈余水平、现金拥有量、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均对现金股利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大多数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大股东整体上具有分配现金股利的倾向和能力。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大股东集团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股利支付决策与迎合理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1993-2006年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数据为样本,从迎合理论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股利决策行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针对现金股利支付决策的研究发现,市场股利溢价水平较高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支付股利;进一步,对股票股利决策的分析发现相似的结果,即股票股利溢价越高,上市公司支付股票股利意愿越强。本文的研究表明,迎合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另外,政策因素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溯因:融资约束理论抑或委托代理理论

对于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多角度考察与实证检验,发现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具有盈利能力强、成长性好、股利支付少、高管持股低、代理成本小等诸多公司特征;通过融资约束分组检验发现,高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为正,融资约束使得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现金积累倾向与偏好。实证研究表明:与委托代理理论相比,融资约束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高额现金持有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

本文选择我国2008-2016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更倾向于派发或连续派发现金股利,并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接下来本文对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发放现金股利通过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抑制代理问题,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富余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连续派现向市场传递出的积极信号为企业带来新的融资,缓解了自由现金流紧缺的企业的投资不足。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中发挥了何种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进而可以显著提高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倾向于连续派现,从而提高了现金股利对投资不足的缓解程度。     

中国企业投资与内部融资敏感性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中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中国制造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投资支出对现金流很敏感，以企业规模作为度量融资约束的变量，未能支持融资约束影响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的观点，以股利支付率作为度量融资约束的变量，检验结果为融资约束越强，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程度越高的观点提供了证据。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融资约束所致。     

技术赋能、散户积极主义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在公司治理框架内，散户投资者长期扮演“沉默的多数”和“用脚投票者”角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技术赋能使得散户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发声”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散户积极主义由此成为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互动易”和“e互动”平台上投资者互动行为作为散户积极主义的代理变量，从现金股利分配视角考察了这一新兴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散户积极主义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散户积极主义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两个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散户积极主义治理效应的发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信息媒介越多、互动深度越深，散户积极主义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就越显著。此外，散户积极主义还对“铁公鸡”和“微股利”公司具有积极的治理效果，且并没有透支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能力，其对企业的持续监督提升了现金股利分配的稳定性。     

行业因素影响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决策吗?

本文通过对2001～2008年424个上市公司首次发放现金股利行为的跟踪调查,系统性地从行业股利分配、行业竞争程度、行业成长性以及行业自信水平四个维度研究了行业因素对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行业整体股利分配对上市公司首发股利产生显著正面影响,表明上司公司股利的首次发放具有行业追随效应;(2)行业成长性和行业自信水平对上市公司的首发现金股利产生负向影响,但行业竞争程度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首发股利产生显著影响;(3)半强制分红政策强化了行业因素对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用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衡量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用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反映外部治理环境,构建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外部治理环境越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越强、支付水平越高;外部治理环境可以明显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     

地区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研究——来自CGSS和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企业的核心治理结构安排,对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社会信任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地区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地区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负向影响,地区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正向影响,说明内群体社会信任程度高和外群体社会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信任格局是中国企业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重要成因;(2)地区正式制度环境与外群体社会信任可以相互替代:地区正式制度环境越好,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负向影响越弱;(3)企业业绩越好,地区外群体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越弱.     

机构投资者是否偏好现金股利——来自2005-2013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后,机构投资者如何参与和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倾向于“用手投票”,更有可能向上市公司索取现金股利;(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索取现金红利作为回报的动机越强;(3)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不仅增加现金红利发放的概率,也提高了现金红利发放水平;(4)上市公司可能利用股利政策吸引机构投资者.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同群效应研究——基于董事连锁视角

文章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现金股利决策的同群效应存在性,并将公司在同行业中兼任的董事作为现金股利决策信息的传递渠道,探究同业董事连锁对此效应的影响及其情景异质性和价值效应。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公司董事同业兼任会传递相关决策信息,从而显著强化现金股利决策的行业同群效应;在董事连锁下,高竞争性行业公司、融资约束较大及国有性质的公司未表现出股利同群效应行为,而低竞争性行业公司、融资约束较小及非国有性质的公司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股利同群效应行为,而此效应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效应是呈倒U型的。公司的现金股利决策应当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合理制定,以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政府引导基金与公司现金股利：融资造血抑或创投驱动

政府引导基金作为新时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财政工具,意在发挥国家资金杠杆作用,驱动企业投资创新,在释放社会资本活力、激发投资意愿的同时,亦会引发企业财务活动及利润分配的连锁反应。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未因其具有“融资造血”功能而提高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意愿与水平,而“创投驱动”功能则显著降低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水平;且“创投驱动”效应具有异质性,即在国有企业、企业主导型创新创业发达地区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明晰作用机制发现,受政府引导基金支持的企业,其资本投资支出和创新投入增加,进而导致股利分配减少,符合“创投驱动”的理论预期。以上研究结论使政府引导基金作用于微观企业创投活动及其财务变化的机制渠道更加清晰,并揭示了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微观企业的逻辑关系,对推动政府引导基金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