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

构建了关于信息化水平、劳动力技能结构以及生产率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结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两者之间存在U形关系,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信息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现;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间接影响通过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低技能劳动者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并带来了中、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导致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技能结构在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要使信息化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匹配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劳动者需要进行持续学习与提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采用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既可以通过提升市场潜能所带来的消费扩容效应，又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结构转换效应来促进劳动力流动，并且结果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点存在显著差异，其效果呈现出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递减态势；从劳动力的技能分组来看，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其影响在突破点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从空间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共享性和高渗透性，使得相邻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但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产生正向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互补”性。     

人力资本质量、技能溢价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运用OLS和IV回归分析,在解决了技能溢价、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和技能溢价的交互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技能溢价能够对人力资本质量产生激励作用,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为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型,一方面企业应制定合理的技能溢价激励员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非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共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就业与住房压力视角：中国劳动力在职教育一个新的解释

本文基于“就业难”和“住房难”两大社会热点问题，就产业技术升级带来的就业压力、房价上涨带来的住房压力对中国劳动力在职教育决策的影响进行探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产业技术复杂度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力参与在职教育培训的概率，房价上涨则会降低在职教育培训参与概率。机制分析发现，产业技术升级使劳动力就业偏向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造成负向冲击，高技能高报酬的信号和预期使就业压力转化为劳动力参与在职教育的动力，实现了产业技术升级与人力资本自发积累的动态演进。而高房价增加了住房负担，切实带来了住房压力，挤出了在职教育投资，抵消了技术升级引致人力资本升级的效果。优质人力资本服务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房价上涨对在职教育培训的挤出，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资源的可得性可以强化技术升级对人力资本升级的激励作用。     

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

本文以2011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推动企业在实现劳动力总成本下降的同时通过调整用工策略实现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其核心逻辑在于，《社会保险法》实施导致劳动与资本相对要素价格变化，引致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入为代表的资本投资增加，进而通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提升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水平，且这一机制过程会受到企业现金流约束的限制。进一步地，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这一作用效果在社会保险负担较轻地区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最后，拓展性分析发现，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增加值存在动态的正向影响，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本文的结论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人力资本溢出与制造业升级——基于消费外部性的视角

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背景下，如何增强制造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成为了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两部门理论框架，从理论上说明了人力资本消费外部性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接下来利用省-行业数据以及CHIP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通过消费外部性这一渠道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在就业替代效应的作用下倒逼制造业升级，该结论在利用经济普查数据检验后依旧成立。具体而言，在专业化分工的驱动下，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引致了对生活性服务的需求，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从而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升级或者退出。上述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生产率进步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村家庭倾向于进行教育投资,进而提升了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过去各期农业生产率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越早期的农业生产率变动,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越大;农业生产率的收入增长效应是提高家庭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重要机制;农业生产率提高对于从事农业生产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于从事非农生产家庭来说,农业生产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则不很显著。上述结论意味着,国家惠农政策向农业生产率提高和教育投资领域倾斜,对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驱动型产业政策、地方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与笔者收集的数据,本文采用跨地区和出生队列的变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Cohort DID）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产业政策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产业政策引致的大规模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与农村适龄青年完成高中教育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使用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此外,本文还尝试性地探究了上述效应的作用机制：投资驱动型产业政策引致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大幅攀升,一方面增加了建筑业及相关低技能工作的机会,提升了投资教育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带来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提升,导致了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趋同、技能溢价下跌,降低了预期教育回报。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全面构建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匹配的产业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人才流入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内部移民的证据

本文将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相结合,利用早期移民网络构建工具变量,考察城市高技能移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对中间机制、异质性效应与加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才流入会显著提升企业效率,城市高技能移民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平均将提升0.8％～0.9％.高技能移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技能密集度和创新水平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人才流入在企业所有制、规模、技能密集度维度上具有异质性效应,表现为国有或外资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技能密集型企业获益更大.加总而言,高技能人口流入将促进城市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为城市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支持性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就业结构与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引领性力量，势必会对高质量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并将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结构纳入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可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低碳水平，从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从理论机制来看，缩减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和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比重可以强化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高技能劳动力会强化人工智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而东北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抑制高质量发展，低技能劳动力会加剧人工智能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同时各地区应根据就业结构等客观实际制定差异化的人工智能发展策略。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会提高7.9%，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对于男性、中青年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受雇型就业，互联网使用对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使用互联网不仅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而且提高了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显著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     

技术进步促使人力资本有效积累的经济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具体表现为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减小。高、低技能型人力资本收入差距的拉大,加强了低技能型劳动力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欲望,使他们通过学习与培训等方式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积极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高技能劳动力也会通过干中学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加强、巩固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保持、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这两者对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使得整个市场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提升,从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增加,人力资本价值不断提升。     

数字经济、生产转型与农村家庭收入增长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层面构建衡量农村家庭数字经济水平的多维指标,并对其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和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农村家庭的数字化水平从而促进其生产转型,进而为其带来较为长久和明显的收入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成员技术能力、增加家庭农副业经营份额及带动非农就业,进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从数字经济中获得的经济回报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数字家庭指数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效应更高且这种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家庭成员技能提升得以实现,而在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增加家庭农副业经营份额而得以实现。研究结论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家庭增收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户籍门槛、流动性差异与地区收入差距

按学历、技能设置的落户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不同人力资本禀赋劳动力的流动性差异,这种流动性差异深刻的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区域间分布和现代部门产业的空间格局,从而为解释地区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扩大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户籍门槛变量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利用数值模拟技术分析在不同水平的户籍门槛、贸易成本、人力资本份额下,不同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选择及地区收入差距变动。研究结果表明,需求与供给效应的彼此强化使得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在同一区域聚集,但因技能而设置的户籍门槛作为分散力阻碍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空间聚集过程。伴随区域一体化推进,贸易成本不断降低,高技能劳动力将在发达地区高度集聚,而如果户籍门槛保持不变,低技能劳动力将均匀地分布在两个区域。高技能劳动力的地理集中是导致地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降低贸易成本能够有效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降低户籍门槛或提高人力资本份额均使地区差距变得更大。本文进一步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人力资本的迁移趋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和发散趋势,发现经验数据与理论命题的结论基本相符。     

无形资本、资本—技能互补与技能溢价

为解释资本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协同变迁，以及技能溢价不断上升的现象，本文首先提出了无形资本与技能劳动力互补这一修正的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并通过估计中国城镇部门1995—2020年的总量生产函数对该假说进行检验；其次，基于估计结果，对技能溢价的变动进行了因素分解；最后，构建了包含无形资本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无形资本深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技能劳动力与无形资本的替代弹性(1.275)要小于其与物质资本的替代弹性(1.908),证实了无形资本与技能劳动力具有相对互补性。第二，驱动技能溢价上升的动力中，61.98%来源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33.76%来源于无形资本深化效应。第三，无形资本不断深化的原因，在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与生产率不断增加。技能劳动力与无形资本的持续深化将引致技能偏向型结构转型，并使得无形资本深化效应对技能溢价的影响逐渐减弱。     

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数字专利的证据

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专利以刻画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赋能了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了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与劳动赋能功能，有助于企业降低内部管控成本，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与资产营运效率，改善劳动力资源结构，从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将会增大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生产率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底层技术与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本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以及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启示。     

双循环视角下要素市场化配置、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率提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政策着力点。本文提出，准确把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影响，不仅应当重视不同要素的错配程度及其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应重点突出、统筹推进，而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充分评估改革通过改进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增强产业比较优势的经济机制。本文建立了一个内生国际贸易结构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纳入了要素市场存在摩擦和结构差异、内外需的产业构成存在差别并且内生演化等中国经济特征。研究发现，降低高技能劳动、低技能劳动和资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成本可以有效提升制造业比重、增强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和低技能劳动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高技能劳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为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流动成本，促进更高比例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从服务业流向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为降低农业和非农业间的流动成本，促进更高比例的低技能劳动从农业流向非农业。     

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

工业智能化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本地视角,往往忽略了工业智能化对劳动力的空间配置作用。本文基于劳动力迁移视角,将包含智能化资本的生产函数纳入空间均衡模型,演绎了工业智能化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机制,利用2006—2019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数据,实证检验了工业智能化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拓展分析了其作用机制。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证明:工业智能化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空间配置而重塑劳动力技能结构,具体体现为提升了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降低了地区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工业智能化能够产生技能溢价效应,影响技能异质性劳动力收入以及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生活成本对工业智能化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分化。为此,政府应加强社会就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推进职业数据培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人才高地。     

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再审视：包容性增长与职业多样性的视角

职业多样性能够较好地捕捉数字时代劳动力在新型职业就业的特征,但既有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研究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关注较少。本文在归纳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是促进包容性就业的重要社会基础,而数字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提高就业包容性。此外,在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而在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因此,推进数字经济与就业优先战略协同发展,应该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多样性,在促进机会公平中推进共同富裕。     

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力技能分化的视角

流动人口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城市内部工资收入增长差距却在扩大。文章从劳动力技能分化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理。文章以中国健康与营养微观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非中性,而是技能偏向性的。具体来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竞争关系只发生在低技能劳动力之间,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会降低工资分布底端本地居民的工资。而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都促进了本地高技能居民的工资上升,特别是处于工资最高分位点的本地居民。劳动力流入对本地高技能劳动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本地低技能群体,扩大了工资差距。这种劳动力流入更有利于高技能本地人的影响可以通过技能交叉互补性、劳动力流入外部性和户籍制度来解释。文章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中国户籍制度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