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的虚拟集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之根本，加快推进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是我国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一转变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更为旺盛。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虚拟集聚正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将为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带来新动能和新引领。文章利用2014—2018年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我国投入产出数据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城市群虚拟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可促进城市群制造业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相比于单一的传统集聚，虚拟集聚与传统集聚叠加效应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2）从地理区位上看，相比东部城市群，中西部城市群虚拟集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加凸显；从产权性质上看，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行为对虚拟集聚效应更为敏感；从产业类型上看，虚拟集聚对一般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先进制造业。（3）当城市群整体虚拟集聚水平提升时，中心城市制造业技术创新受益更加明显；相较于城市群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在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加快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城...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基于企业劳动力成本的研究

文章从企业劳动力成本视角构建了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模型,采用微观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通过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产业集聚和企业出口之间的联立方程内生性问题,并通过Heckman二元选择模型解决了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并且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抵消了劳动力成本攀升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拟凹型关系,而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存在拟线性关系;贸易自由化强化了产业集聚缓解企业劳动力成本压力所带来的企业出口负效应;本地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与扩大企业出口规模;产业集聚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抵消劳动力成本压力所带来的负效应,从行业类型来看技术密集型企业强度最大,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外商投资企业作用最强,并且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程度大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扩大贸易开放引进高质量中间产品,完善本地基础设施,大力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互动,是提升中国企业出口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亮点，有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针对经济积聚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分析，然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并不多。本文基于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集聚对于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不考虑经济集聚的内生性问题，会得到向下偏误的结果。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具有内生性，它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跨境电子商务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跨境电子商务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本文利用2003-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跨境电商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能显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推动地区产业优化升级，但抑制了多样化集聚。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对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更明显；中西部城市、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政策效应更显著。此外，跨境电商能加快地区信息化水平建设，扩大进出口贸易增长，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产业优化升级。本文为跨境电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创新，促进地区间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如何提升出口边际:沟通外溢性视角

在特定经济空间集聚及带来的出口信息外溢是贸易中介推动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匹配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优势降低了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下限,并对高生产率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方式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不同行业贸易中介的多样化集聚有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而同行业专业化集聚则主要在于扩张企业出口规模;出口信息沟通外溢效应是集聚影响出口发展的核心中间传导机制,相对而言,基于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非正式信息外溢方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而通过培训等可编码化的正式合作方式则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一般贸易企业主要通过集聚型贸易中介拓展出口扩展边际,而加工贸易企业则主要利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外溢性促进出口规模增长;由于固定贸易成本较高,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进入中低收入目的国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进入高收入目的国企业则对双方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更为敏感;成立年龄越小和所在城市规模等级越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贸易中介集聚及信息外溢效应促进出口规模扩张。文章不仅改进了新新贸易理论有关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的固有结论,也是对国际贸易是否会"去中介化"的初步回应,同时对中国企业优化出口方式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     

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探究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上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促进作用,对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抑制作用。从影响机制上分析,人民币升值通过"种类效应""创新效应"和"资本效应"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通过"种类效应"以及"竞争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一般贸易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和东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国有控股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而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基于社交与沟通外溢效应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根据职业的技能需求和行业的职业结构数据,构建了行业"沟通密集度"指标,刻画不同行业对沟通和交流的依赖程度。在此基础上,结合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000-2006年海关数据,对产业集聚影响企业出口的沟通外溢渠道进行了经验研究。我们发现:首先,产业集聚的沟通外部性会显著影响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而且越是依赖沟通和社交的行业,其作用效果越强;其次,沟通外部性的出口效应高度产业化、地区化和专业化;再次,沟通外部性对企业出口的作用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递减;最后,与加工贸易相比,沟通外部性对一般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集聚、多样性和地区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实证检验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本文通过构造国民经济产业分类标准C门类制造业中类产业间共同集聚指数、产业内集聚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专业化指数和企业规模来计量和解释不同产业集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的表现是不同的。     

中欧班列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研究

着力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由“量”向“质”转变、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关键着力点。本文以中欧班列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15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中欧班列开通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与开行地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企业股权性质、所受融资约束以及企业所处地理位置等而异。机制分析表明，中欧班列的开通为出口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和更透明的市场信息，通过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出口产品多样性，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间接推动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研究为更好发挥中欧班列在稳外贸上的作用、实现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国家战略同时为企业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了相关的实证证据和参考材料。     

食品企业规模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4-2010年食品业三个子行业面板数据,在产业集聚视角下对企业规模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规模竞争力对食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效应,影响途径主要通过对效率改善的正面作用,技术进步效应表现出行业差异性。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效率改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综合TFP效应存在行业差异。进一步研究产业集聚对企业规模竞争力生产率效应间接作用发现:产业集聚一方面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效率改善,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大企业获得技术进步提高。     

城市集聚经济类型与人口流动

城市集聚经济包括专业化和多样化两种类型.从就业效应、收入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3方面构建城市专业化集聚经济和多样化集聚经济影响人口流动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了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发现城市专业化、多样化确实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多样化的影响大于专业化.从城市规模和区域的异质性视角来看,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样本中的回归结果与总样本完全一样.但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只有专业化变量的影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专业化、多样化在不同城市和不同区域人口流动影响的差异,能够部分解释我国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FDI对珠三角装备制造业集聚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0～2007年珠三角九市装备制造业的数据,首先对珠三角装备制造业的集聚状况进行了描述,然后通过对模型形式进行检验选取了变系数模型来研究FDI对装备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FDI能够显著地促进珠三角九市装备制造业的集聚,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地理集聚能否促进企业的出口参与?——基于外部融资依赖的分析

本文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引入不完全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作为变量,在理论上论证地理集聚通过融资渠道对出口贸易广义边际的微观作用,并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提出,当金融市场不完全时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有利于企业的出口参与,尤其提高了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广义边际的扩张。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北大核心

文章基于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利用2000～2018年增加值贸易数据，从FTAs水平深度和垂直深度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TAs深度的提升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且相较于垂直深度，水平深度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FTAs深度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制造业类型和出口目的国(地区)类型不同而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FTAs深度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一步的反事实模拟表明，加入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均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果最强，其次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中国是否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预测结果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水平深度对制造业整体以及分类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所有制影响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收益吗?——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近 14 多万个制造业企业样本组成的面板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和所有制类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个体特征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等外部性集聚收益依然显著存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所有制类型对企业从集聚中获得的收益也存在显著影响,国有企业获得的地方化经济效应明显大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获得的城市化经济效应则显著高于内资企业。     

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作用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理论假设,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项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中国人口红利及资源环境等传统竞争优势日渐消失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应注重提升知识资本创造和积累能力,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下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