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促进工业智能化投资吗——来自中国省级工业机器人进口数据的经验证据

与一般性投资相比，企业智能化投资往往面临更高风险。以我国省级机器人进口数量作为企业智能化投资的代理变量，利用不确定性增长期权理论，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智能化投资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工业机器人进口规模显著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在创新环境更优越(财政科技支出更高、专利申请授权数更多、发明型专利占比更高)、产业结构中汽车和计算机产出占比更高、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更低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通过替换主要变量、考虑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等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转换成本降低，增长期权价值提高，企业投资工业机器人的动机增强。因此，智能化投资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改善区域创新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更有利于企业增加智能化投资。     

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质量

以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平台，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即该政策变革具有创新外溢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抑制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管理者股权激励强度两种潜在机制推动企业创新质量的改善。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反映在民营企业、存在银企关系的企业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之中。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检验了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为进一步推动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固定资产折旧、税收筹划与异常投资

观察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可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发生在第4季度，即存在“异常投资”行为。针对这一特征事实，本文试图从税收筹划视角进行解释。基于两期投资模型的理论表明，给定固定资产折旧具有税收规避功能，企业推迟投资并在获取更多财务信息后再做投资决策，相当于持有一项“等待期权”。企业经营不确定性越大，“等待期权”价值越高，年末投资以降低所得税负担的动机越强。进一步，基于加速折旧政策出台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弱化了试点行业的“异常投资”行为，而且该效应在盈利能力强、所得税税率高、财务信息不确定性高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相对较小。特别地，试点行业在加速折旧政策实施之后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改善，尤其发生在“异常投资”程度高的企业，这反映出“异常投资”行为在帮助企业实现税收规避的同时，会损害其长期绩效。本文强调，理解企业的税收筹划动机对于推动财税政策改革以助力投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

将制度性交易成本纳入传统的创业选择理论模型,厘清"行政审批改革-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创业活动增加"的理论逻辑,并基于CGSS 2008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个人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 表明:行政审批改革能够带动创业意愿平均上升3.8个百分点.区分创业主体时,低个人收入组、低家庭收入组和低社会网络组等高制度成本群体的创业倾向显著提高;区分创业类型时,行政审批改革同时提升了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意愿,但对前者促进作用更大;区分创业行业时,低端服务业创业显著增加.机制检验显示,集聚水平提升有助于行政审批改革创业促进效应的释放,且制度成本较高的城市推行行政审批改革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社会资本、投资机会与投资效率

在中国目前的情境下,社会资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通过社会网络寻求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一种主流方式。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论嵌入到公司投资行为中进行分析,梳理公司投资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投资机会及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公司的投资机会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能提高投资效率。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资本在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内容,而且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经济价值。     

多维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吸收能力与企业绩效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划分为市场、制度及金融3个维度,利用139家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吸收能力、企业财务绩效及创新绩效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吸收能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及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企业家市场社会资本与企业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也正向调节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是否促进了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本文的研究主题。笔者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我国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地区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呈现正相关关系,市场化能够推动企业家创新精神。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地区市场化进程激励了企业家追求长期发展经济的动机。     

货币政策、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与公司期权价值

本文首先考察了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减少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则呈现非线性关系。本文进一步从实物期权的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对公司增长与清算期权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盈利能力公司的增长期权价值在宽松货币政策时期更大,而低盈利能力公司的清算期权价值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期更高。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的货币政策状态下,资本逐利这一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同时,本文的经验证据还有助于从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的角度评价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影响,从而为决策部门制定恰当的经济政策、促进宏观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转提供政策性建议。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文化企业财政支持可获性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文化企业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财政支持是影响文化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因素.文章首先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分为企业家政治关系资本和企业家商业关系资本 ,在此基础上使用178家江苏地区文化企业实地调研数据 ,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文化企业财政支持可获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家政治关系资本对文化企业财政支持可获性具有正向影响 ,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企业家商业关系资本对文化企业财政支持可获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企业家商业关系资本的作用明显大于企业家政治关系资本 ,这表明地方政府在决定是否对文化企业给予财政支持时 ,明显淡化了以往侧重于通过行政权力主导补贴资金的传统做法 ,而更多地遵循了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公共财政资源的原则.     

股票期权对公司股票价格的短期影响

在美国公司管理者股票期权的实施过程中,接受股票期权的管理者存在利用对有关信息的操纵来影响公司普通股票价格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其目的是在股票期权赠予前后通过对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的控制来影响股票期权执行价格的确定和期权执行价格与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价差,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管理者对公司股票价格相关信息的控制主要包括对消息传递时间、股票期权赠予时间控制两方面。管理者股票期权对公司股票价格的短期影响表现为在期权赠予之前股票市场价格的下跌和在期权赠予后股票市场价格的上涨。     

“互联网+”信息披露与长短期市场反应——投资者关注的视角

作为资本市场的热点话题，“互联网+”概念备受关注，企业关于“互联网+”信息披露呈指数增长。本文基于投资者关注的视角，探究“互联网+”信息披露的长短期市场反应变化情况。研究表明：(1)短期内，企业进行“互联网+”信息披露会引发正向的市场反应；而长期市场反应则会发生反转；(2)投资者关注度强化了短期正向与长期负向市场反应；(3)从披露形式来看，企业连续数年披露“互联网+”信息弱化了短期正向和长期负向的市场反应；从披露动机来看，具有强烈策略性披露动机的企业在长期资本市场反应中引发了更消极的市场反应。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炒作行为，通过夸大虚报正面消息，对投资者产生了误导作用，扰乱了市场基于企业真实经营状况进行的正确价值判断。但长期内投资者能够通过自身的信息搜索等行为对企业进行理性估值。因此，相关部门需强化上市公司文本信息披露的质量管控，提高投资者信息搜集和识别能力以及强化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建设，从而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     

财富、权利与声望:民营企业家行动的制度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分析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慈善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企业家政治身份有助于企业获得制度层面的合法性以及资源。行业、地区制度环境差异显著影响企业家政治身份;企业规模作为一种经济权利,企业慈善作为一种声望资本,都有助于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可以被视为由经济动机驱动的去获取规范合法性以赢得利益相关者认可和良好声誉的战略性行动。民营企业家制度行动促使财富、权利和声望产生互动,这些行动已经超越了仅仅是获取合法性的象征性行动,而是能带来有效资源的实质性行动。     

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家注重声誉的视角

如何通过提高企业家声誉来优化企业投资行为事关我国企业的健康发展。通过构建企业投资支出的回归模型,对控制权配置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表明,在企业家注重声誉的前提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支出水平负相关,而当内部现金流充裕时,股权制衡比例与企业投资支出水平正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家征信制度、完善充分竞争的企业家市场、确保企业家有长远预期和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等措施,提高企业家声誉,优化企业投资行为。     

R＆D和企业增长价值——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在国外，有大量的研究表明R＆D对企业价值具有止向作用，并试图用各种理论去解释，其中用期权理论解释是耨兴的热点之一（为区别于金融期权，通常此类应用称为实物期权）。Hamihon和Mitchell（1990）指出，R＆D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为企业创造长期的战略性期权，因此，所有的R＆D投资都应在期权的基础上评估。在国内，实物期权理论解释R＆D行为的研究也正在兴起，但还仅局限于定性探讨，本文试图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实物期权价值为理论依据，对R＆D是否能够影响企业的增长价值这一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如何降低科技行政审批腐败发生率——模型、机理与实现路径

科技行政审批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下，极易引发腐败行为。通过构建科技行政审批与腐败发生率关联机理模型，经过相关性分析、内在一致性与EFA检验以及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结果显示，市场激励型科技行政审批能够直接影响腐败发生率，命令控制型科技行政审批与市场激励型科技行政审批都可以通过科技行政审批人员滋生消极腐败的公共服务动机进而产生腐败行为，市场化程度提升带来的外在影响相对于内在公共服务动机变异对于腐败发生率增加的影响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科技行政审批，可实施差异化腐败预防控制机制，转变审批人员公共服务动机，阻断腐败发生的中介，深化科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审批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精简优化科技行政审批流程，提高审批集约化程度，以效能提升倒逼腐败发生率下降。     

非控股大股东与公司投资决策

本文以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显著提升了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控股股东未股权质押的公司，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中更显著；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时期，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更显著。进一步考虑非控股大股东异质性发现，相较于国有非控股大股东与其他非控股大股东，外资非控股大股东对公司投资支出—投资机会敏感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决策的积极影响最终能够提升公司的增长和清算期权价值。     

企业家社会资本、知识整合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企业家社会资本往往能够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在企业家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引入知识整合能力变量,研究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商业社会资本与制度社会资本对知识整合能力具有显著性影响,且影响程度从高到低;其次,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和商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显著,而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商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相应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