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碳排放效率——来自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20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出发，实证探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更换计量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城市碳排放效率的重要传导机制；借助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产业结构门限特征。据此，应持续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建立差异化碳减排机制、统筹兼顾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     

数字经济对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分析

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的重要战略选择,加快数字化技术同产业深度融合,赋能中国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竞争力提升,将对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优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梳理中国地区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外溢性形成机理,理顺数字经济影响地区GVC嵌入的数理逻辑的基础上,以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利用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匹配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回归估计、空间效应分解及异质性分析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在地区GVC空间外溢效应发挥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参与GVC的程度严重失衡,削弱了整体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优势;同时,中国地区GVC的嵌入模式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特征,而且各地区在嵌入GVC过程中会产生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相邻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利于地区GVC嵌入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对东部地区GVC嵌入空间溢出的正向作用力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GVC嵌入空间溢出的促进效果虽高于非"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但仍存在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研究

数字全球价值链作为数字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度应用，既是数字贸易概念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延伸，也是国际分工对象与国际分工方式数字化的重要表现，为经济韧性增强注入新动能。为揭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先从理论层面展开系统论述，然后采用2011—2020年190个国家与经济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直接促进经济韧性增强，也能通过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集聚水平、创新能力间接促进经济韧性增强。（2）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促进经济韧性增强的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积极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高质量人力资本供给的政策建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效应研究

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与技术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高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逐渐降低，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2)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正向技术创新外部性的削弱作用要分别小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3)在验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即存在单一门槛(1.5094)。低于门槛值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正向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存在促进作用；反之，则存在削弱作用。     

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国内链长

数字技术嵌入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方式与空间布局,为企业应对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塑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为此,文章基于投入产出表与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的衡量指标,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在其演进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1）2001-2013年,国内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应的生产链条更长。（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国内企业将原本位于国外的投入侧生产环节内向化,进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更多的生产环节。（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升生产率水平和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两条渠道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的扩张。（4）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一般贸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效果更强,且只有当国内上游行业具备较强的中间品供给能力（包括生产能力与研发能力）时,数字经济的促进效果才能有效发挥。文章为我国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构筑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是增加值创造过程中重要的中间品投入,对农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OECD AMNE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从细分生产性服务来看,专业与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服务投入均能显著提高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运输和储存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正向影响,而信息和通讯服务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负向影响,对后向参与度则有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业产业链上游对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农业竞争力提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碳排放效率

文章选取2009—2020年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影响呈“U”型关系，且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关联效应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异质性效应下同样表现出“U”型或倒“U”型非线性影响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及两者交互项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长期冲击效应为正。据此，文章提出，应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加快重点领域创新、着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提高制造业碳排放效率。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以中国2010～2022年41类产业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动态面板、两步中介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替换测算方式及数据缩尾处理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第一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无显著作用,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直接促进效应;相比内陆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沿海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生产要素配置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统筹数字“基建+服务”战略布局、构建数字“攻坚+超前”创新生态、重塑数字“城市+产业”联动网络、建立健全“贸易+产权”政策支持机制,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提供新思路。     

知识产权保护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收益的影响——基于跨国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收益的影响,并基于跨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价值链分工收益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就后发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自身价值链分工收益存在倒U型影响,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链主企业增强价值链利润掌控能力的外在制度性保障;在参与分工过程中,本土企业若能注重技术进步并形成"差别优势",则将显著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收益;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部分高技术行业已经处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进步抑制区间。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在深化市场化改革中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01-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在识别僵尸企业和测度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基础上研究了僵尸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果和机制,得到如下结论:僵尸企业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影响效果在考虑内生性和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僵尸企业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负向影响尤其明显,对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较小;僵尸企业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机制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僵尸企业加剧了行业资源错配,从而影响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二是僵尸企业降低了市场化竞争机制,这表现为抑制了国内市场化进程和外商投资进入,从而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消极影响.本文研究对于从理论层面诠释"以改革促开放"的真实含义,从现实层面对打通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就业效应研究:中国的经验分析

嵌入全球价值链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主要方式,文章通过图形分析得出我国企业以"贸易型"和"产业型"两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就业数量、工资水平、技能劳动力需求和女性劳动力就业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利用我国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认为:企业以两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数量、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女性劳动力的雇用数量,但是对雇用高技能劳动力具有不同的影响,"贸易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雇用高技能劳动力影响不显著,"产业型"嵌入全球价值链对雇用高技能劳动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区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经验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生产分工深化促使传统国际贸易格局向全球价值链贸易转变。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贸易协定（RTA）逐步成为国际经贸合作与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覆盖度”和“执行度”两个层面构建RTA深度指数,并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模式,探讨中国已签署RTA的深度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后向嵌入。研究发现,RTA深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在一般贸易模式下的前向价值链嵌入,以及两种贸易模式下的后向嵌入。不同类型条款的深度、价值链嵌入方式、缔约伙伴发展水平及具体行业都会对RTA深度的价值链嵌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指出,RTA深化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发展,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塑造了开放、高效、稳定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进而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提升。本文结论对中国推进高质量自贸区建设与实现价值链深度参与和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人工智能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正使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传统优势逐步丧失。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力的“体能型”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随年龄增值的“技能型”要素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优势。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全球价值链攀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负面影响，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体能型”要素密集型行业和“技能型”要素密集型行业，研究表明，对于密集使用“体能型”要素的行业来说，人口老龄化会倒逼相关企业更大程度地应用人工智能，从而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对于密集使用“技能型”要素的行业来说，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劳动力的年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有利于促进相关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上述研究从人工智能角度评估了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对辩证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加快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发展从而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传统优势丧失，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构筑数字经济新优势,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具有重要意义。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强度,并将其纳入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长度两个维度,考察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和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制造业GVC参与度和长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影响我国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长度;同时,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GVC参与度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细分行业看,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中等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最大。因此,应逐渐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保障措施,持续着力于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的突破,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打造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新优势,提高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附加价值。     

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嵌入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机理与测算

在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分工格局,对全球价值链的技术进步效果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发现,初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努力与跨国公司的要求相匹配,在此条件下实现的技术进步只是一种"幻像"。一旦代工企业有可能更进一步攀升到价值链高端时,就会触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形成"技术进步悖论"。在非对称的贸易模式下,全球价值链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有中心和外围、主导和依附关系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技术创新的"锁定效应"和分工固化风险更加突出。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利用2007—2016年我国23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多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技术进步呈倒U型关系。因此,需要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构建国家创新链。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战略延伸模型——基于本土制造企业的跨案例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深化态势渐趋明显,中国后发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面临着新的更为复杂的竞争形势与管理情境。本文着眼于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关系打造与嵌入过程实现,通过扎根理论编码技术对多个案例进行分析与提炼,提出以企业战略延伸应对新情境的理论模型与基本对策。研究表明,企业战略延伸活动具有明显的系统属性,因此战略延伸模型呈现出一个由基础环境、延伸启动、延伸实施、延伸管控等构成的结构体系。战略延伸的关键,主要是处理企业价值链环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的竞合关系,实现后发企业与全球价值链领先企业的双向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