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内外协调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中介逻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并需要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循环理论来指导实践,以长江经济带作为中介变量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体现了发展长江经济带对于促进国内产业自主升级的重要作用,也是国内产业深嵌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有利抓手.未来应继续坚持长江经济带战略,加快要素自由流动,提升复杂技术产业在国内区域分工和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加快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国内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打造"一带一路"在长江经济带的支撑节点,形成以长江经济带为中介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良性局面.     

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

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是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本文深入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一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分别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等视角,论证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具体影响。基于国际的实证分析表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仅能提升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而且能扩大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基于我国的实证分析则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都具有正向提升效应,但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我国不同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所具体发挥的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消费升级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

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步由外需转向以内需为主的背景下,本文考察需求侧本土市场消费升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对促进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抢占科技领域高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利用2000—2016年中国各省域经济发展数据、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中国专利数据,分别从产业和企业层面系统考察了本土市场消费升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内在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本土市场消费升级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实现;在考虑内生性和住房消费挤出效应等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本土市场消费升级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区域和所有制类型异质性;国内和国外市场消费升级均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市场基础,但国内市场消费升级已然成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更为重要的驱动力。本文研究表明,进一步提升内需的消费质量,对于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以中国2010～2022年41类产业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动态面板、两步中介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该结论经过工具变量检验、替换测算方式及数据缩尾处理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第一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无显著作用,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具有直接促进效应;相比内陆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沿海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生产要素配置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统筹数字“基建+服务”战略布局、构建数字“攻坚+超前”创新生态、重塑数字“城市+产业”联动网络、建立健全“贸易+产权”政策支持机制,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深度嵌入提供新思路。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     

外资进入与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新发展格局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外资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大国发展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外资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深度融入国际外循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文章基于2007—2017年30个省域贸易增加值分解数据,揭示了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关联特征,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拓展了制度质量和信息化水平的分析情境。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各省域对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具有显著异质性。外资的进入提升了省域在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且国际资本的进入在推动国内大循环构建与发展的同时更能推动国内各省域同国际外循环的价值链分工合作。第二,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促进省域同全球价值链的关联,以及通过外部冲击效应提升省域对国内价值链的嵌入程度。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在东中西部间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差异,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外资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的促进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第四,进一步拓展制度和信息化情境...     

比较优势演化、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升级

随着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与国际贸易形式的演进,国际生产与贸易的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全球价值链成为了当今国际分工的主要发生形式,对各国的价值创造体系持续进行着重构与深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价值链的分工中低端,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首先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从比较优势的演化入手,讨论了比较优势如何演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升级三者的联动关系,分析了中国产业的三大基本特征,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必须走比较优势非线性演化与线性演化并重之路,促进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推进产业模块化、实施产业集群,枸建区域联动的国内价值链体系。     

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一国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重要因素。运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分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且促进其在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主要通过国际技术溢出与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而且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升作用依次递减，契约环境良好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时，要充分意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制造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加快交通运输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建设，借助交通枢纽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分工。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金融服务“走出去”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重构测度指标，利用手工收集的金融服务“走出去”数据研究其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既有助于从金融服务“走出去”角度助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时也为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提供明确理论借鉴。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文章证实了金融服务“走出去”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东道国经济越发达、契约环境越好，金融服务“走出去”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分样本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中资银行海外机构更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相较于金融危机前，金融危机后促进效应显著。此外，中介效应表明：功能溢出效应和双循环协同效应是金融服务“走出去”影响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渠道。     

数字新基建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影响研究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驱动载体，数字新基建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探究数字新基建影响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国内价值链循环。供给侧驱动效应下数字新基建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国内价值链循环，而需求侧驱动效应下消费升级是其推动国内价值链循环的中介机制。异质性研究表明，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数字新基建对国内价值链循环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消费品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数字新基建的赋能作用会被削弱。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新基建有助于提升国内产业价值链增加值，且这一影响效果在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上述研究表明，应重视数字新基建在构建产业链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与全局性作用，分行业、分地区、分步骤地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新基建的部署质量与效率。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与环境失衡的影响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贸易与环境失衡现象受到广泛关注。对此,本文采用37个国家2000～2011年的数据,构建门槛模型以考察不同分工地位下贸易开放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异质性影响,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再检验。进一步以中国为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出口污染密集度的中介作用,剖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贸易与环境失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时,扩大贸易开放将恶化一国贸易与环境关系,"污染天堂"假说成立;出口污染密集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中国贸易与环境失衡中起中介作用,解释了为何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可能成为世界的"污染天堂";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改善一国的贸易与环境关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进行气候治理,中国应积极寻求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降低出口产品的污染密集水平,并利用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分工合作推进气候治理南南合作。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驱动作用——来自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2002-2016年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实证分析创新要素对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揭示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基础创新、产品创新和创新绩效对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产品创新的贡献最为显著，基础创新和创新绩效都有明显贡献，政府支持有待加强，企业家精神亟待培育；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因创新要素而异，基础创新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绩效主要通过提高产业效率和增加产业效益，产品创新则通过产业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效益增加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重大疫情冲击下我国家具产业出口恢复力提升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我国家具产业具有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对国外市场依赖性高.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中国家具产业出口造成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降低全球物流效率,抑制家具贸易往来;中小家具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与此同时,重大疫情也促进了市场采购和消费模式转型,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家具出口迎来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新机遇.面对疫情冲击,应果断采取措施提升家具产业的出口恢复力,具体包括:以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广泛国际合作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以技术创新培育高端要素资源;以生产智能化推动企业集群升级;以强有力的扶持措施助力全球价值链升级.     

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国内链长

数字技术嵌入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方式与空间布局,为企业应对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塑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为此,文章基于投入产出表与企业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的衡量指标,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在其演进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发现：（1）2001-2013年,国内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应的生产链条更长。（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国内企业将原本位于国外的投入侧生产环节内向化,进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更多的生产环节。（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升生产率水平和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两条渠道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长度的扩张。（4）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一般贸易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效果更强,且只有当国内上游行业具备较强的中间品供给能力（包括生产能力与研发能力）时,数字经济的促进效果才能有效发挥。文章为我国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构筑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增值税转型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升级

通过测度中国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本文以2000—2013年间不同省市的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为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准确识别这一税收政策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攀升;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增值税转型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关键机制。该效应对于外资企业、低技术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本文对于制定助力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税收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