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输出通货膨胀吗——基于贸易数据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中国的物价水平上涨较快,少数国家认为中国的出口扩张正在对外输出通货膨胀,引发全球性的通胀压力。针对这种言论指责,本文基于详实的数据资料,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与进口国通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扩张不仅没有输出通胀,反而是稳定全球价格的重要力量。最后,对全球通胀的影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发现进口国自身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国际市场中能源、原材料及运输价格的上涨才是全球通胀之源。     

中国通货膨胀长期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时变参数分析

通货膨胀成为目前我国经济中一个显著问题,因此研究我国通货膨胀趋势的决定因素成为必要,中国通货膨胀长期走势的决定因素主要有四个,其中代表货币因素的M2和代表国外输入型因素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上升,而劳动力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因素在长期中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总体呈下降趋势。     

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分析

通货膨胀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家不同,经济体制不同,货币的调控和政策也不同,因此分地区来研究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别选取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后的2005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环比月度数据,具体包括M2与CPI共6组月度数据,每组数据有131个月度值。通过VAR、ADF单位根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量方法分别分析3个地区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得出在中国、美国和欧盟3个地区货币供应量都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最后为我国如何调节通货膨胀提出针对性建议。     

中国历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与启示——基于货币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双向视角

本文主要以CPI作为通货膨胀的测定指标,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货膨胀发生的经济现象和社会背景,通过历史背景,经济发生的变化,中国政府和央行采取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分析了历次通货膨胀发生的共同原因和特殊原因,以对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发展提供预警信号和政策参考。     

通货膨胀及其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对1995--2010年间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走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市场不仅存在实际货币需求、真实GDP和名义利率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贸易市场上还存在名义汇率、国内价格水平和国外价格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表明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依赖于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和实际GDP的变化,且具有很强的通货膨胀惯性,货币市场和贸易市场非均衡对通货膨胀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研究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的方法验证从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二季度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或者外生性问题。文章分别选取货币供给量的M0、M1和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因果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货币供给从2000——2006年具有弱外生性的特点。     

货币供应、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基于全球52个经济体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52个国家或地区2000~2016年的季度数据,对货币数量论的适应性展开了更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平稳性检验中,将传统的ADF检验与内生两突变点的LM单位根检验相结合,防止因果检验样本的可能遗漏。逐个国家或地区全样本因果检验结果显示,货币供应和货币超发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影响(10%显著水平)的国家数比重分别为27%和36%,反映货币数量论并非绝对存在而应具备一定的适用条件。通过使用滚动窗口方法,文章进一步验证了货币数量论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间段的情况,得到了适用性不一致的结论。最后,利用滚动窗口的检验结果,发现货币数量论适用与不适用两类国家或地区,除GDP增速外,通货膨胀水平和货币供应增速均具有显著差异性。     

货币供给、基础货币结构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本文首先从我国不同时期货币供给结构、基础货币结构和货币乘数的变化入手,分析货币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其次,采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货币供给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前,M1、M2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影响,而金融危机之后,两者对其影响明显减弱。     

基于菲利普斯曲线对通货膨胀的分析

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旨在证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存在反比关系,即容忍适当的通货膨胀有助降低失业率。埃德蒙·费尔普斯对此提出质疑并提出了修正过的菲利普斯曲线,降低失业率的代价并非一次性的通胀率提升那么简单。通过对工资和物价的基本决定因素的分析,费尔普斯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胀不仅取决于失业状况,还与通胀预期密切相关。     

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居民储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协整理论的因果关系研究,是现代计量经济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本文通过因果关系来研究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并对国内生产总值及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我国货币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而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本文在回顾内生货币理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历史演变和作用机理,并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供应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我国货币超发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GDP长期运行在两位数增长之上，使我国快速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然而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货币供给似乎已被“遗忘”，但由此埋下的“症结”却随着经济大潮的退却浮出水面。本文对我国货币超发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警惕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将遇到的障碍．为我国货币发行机制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产出、价格与货币供应量相关性的研究——基于2001-2012年GDP、CPI、MS数据的实证分析

货币供给量变动对我国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成为货币经济学和政策界中的充满争议的问题。本文以2001年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给量(M0、M1、M2)和消费物价指数的月度数据对货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M1和M2都与产出和物价长期协整,但只有M1与产出互为格兰杰因果。因此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更应侧重于对M1的监控;并且因为各层次的货币供给量在样本期均不是物价的格兰因因果,其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作用力并不确定,需要适时转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实现宏观调控目的。     

我国经济从货币迷失进入通货膨胀原因的探讨

从1997年开始我国经济持续六年通货紧缩，在2003年宏观经济又出人意料的进入了通货膨胀时期。为什么中国经济会从货币迷失进入通货膨胀状态呢？本文分析了我国从紧缩到通胀的五大原因：过去的超额货币供给显性化、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银行信贷扩张、经济从相对过剩变为相对短缺、国际间的价格传导。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提高货币政策效率，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我国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GDP的相关关系——基于1979-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34年来CPI变化率同M0、M1、M2、GDP增长率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对于物价水平变动有显著影响;且上一年的GDP对CPI变化率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采用各种调控手段保证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引起的;此外,从货币供应量的三个统计口径来看,M2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优于M0和M1。     

论城市房价与人口变动的互动关系——基于北京、深圳、成都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房价的上升,进而对城市人口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试图从房价与城市人口发展的相互关系分析入手,通过对北京、深圳、成都房价和人口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以期对房价上涨与人口增长的内在推动规律有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对三城市时间序列数据进行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各城市房价和人口增长存在互动关系,同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这对预测短期变动趋势和制定相关的人口和房地产政策具有指示意义.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标KEGU．然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了江苏省环境规制水平与FDI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对于江苏省．虽然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环境规制的严格化并没有导致FDI的减少，FDI增加导致环境规制严格化的现象也并不明显．     

论城市房价与人口变动的互动关系——基于北京、深圳、成都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房价的上升,进而对城市人口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试图从房价与城市人口发展的相互关系分析入手,通过对北京、深圳、成都房价和人口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以期对房价上涨与人口增长的内在推动规律有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对三城市时间序列数据进行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各城市房价和人口增长存在互动关系,同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这对预测短期变动趋势和制定相关的人口和房地产政策具有指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