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江苏江海联动开发

推进江海联动开发,有效整合沿江沿海资源,是江苏进一步提升发展实力,促进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开发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以新的系统观、新的协调观、新的价值观为指导,通过统筹制订联动开发规划、合理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区别选择空间开发模式、优化配置沿江沿海资源、注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途径,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科学开发之路.     

“八五”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政策

“六五”以来,国家在充实完善区域补偿政策的基础上,着重实施了地区倾斜政策,同时通过一系列改革扩大了地方的经济权益,初步建立起宏观经济的分级调控体系。总的说,这一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在促进区际分工和协调地区发展等方面也尚存在不足。“八五”时期,区域经济政策应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加以调整。其中心任务是加强宏观区域经济调控,健全区域经济政策体系,通过规范、调节和参与,有效地促进区际分工,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     

论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双向调控

一、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双向调控的必要性 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是一定经济活动过程的纵横轴,相互交叉渗透构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座标体系。从产业发展的序列来看,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和调整的过程,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效能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性质、状况及运行机制。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重点支持和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实现社会资源的产业优化配置,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的高级化;从区域发展的序列来看,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的表现为区际间经济发展水平从不平衡到平衡发展的过程,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效能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区际分工和区际利益关系是否合理。国家通过制定区域政策,调控区域经济运行,推进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区域优化配置,以引导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由此可见,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只有将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实施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双向调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有效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3+4”:三大块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与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形成

本文认为基于区域协调与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主体功能区布局作为区划理论与规划方式的创新具有较强指导意义,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决定于利益驱动而不是主体功能区布局;主张将综合区竞争发展与类型区有序开发的特点结合起来,构建沿海帮助内地、生态受益区与贡献区互补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块横向区域财政经济利益共同体,从而促进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即采取3+4方案一揽子解决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拉大与生态功能弱化等共性问题。     

逆向物流的实施现状及2008年发展展望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国家“十一五”规划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对冶金矿山企业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研究与实践

针对资源禀赋状况,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高标准制定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规划。多层面深化铁矿石及相关产业链资源整合,多角度开展铁矿石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多渠道对矿山生产废物资源进行综合利用,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提高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进而改善矿山及周边区域生态、社会环境,实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经济效益、资源效益、生态与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促进冶金矿山持续健康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自然资源导向型区域经济发展探讨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核心因素，自然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正在逐渐下降，本文拟对于资源导向型区域，在资源开发中应如何合理开发具有优势的自然资源，注重市场需求，加大对区域的知识和科技投入，协调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探讨。     

论产业纵向集聚与财政横向均衡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本文认为中国已形成东部制造业与服务业带和中西部农业与矿业带状、点状分布的纵向产业集聚格局,这与其资源禀赋和生产力布局是相适应的;但这种产业集聚还处在高集聚、低专业、强政区、弱市场的低端时期,为促进产业集聚专业化发展和解决其财富不均的问题,必须重构区域协调互动的发展机制。主张对东中西纵向区域合纵连横,形成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中西部农业、矿业与生态贡献区和东部制造业及服务业反馈区协调互动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财政横向均衡区,以区域一体化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主要依靠市场效应来推动产业集聚走向高端专业化。     

矿产开发负效应与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

矿产开发的负效应是指采矿活动造成的资源生态环境损失,主要表现为资源耗损、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区域发展能力下降等。本文基于矿产开发的负效应,初步构建了矿产开发的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应采取资源补偿、生态环境补偿与矿区/区域补偿,实行防范性补偿、即时性补偿与修复性补偿,实施实体性补偿、功能性补偿与价值性补偿。不同的补偿类型,其补偿主体、客体、原则、标准、方式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遵循立法约束、政策引导与行政监管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补偿运行模式。建议开展矿产开发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建设试点工作;形成部门间协调管理的工作机制;加强对矿产开发生态环境补偿的监督和评估。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性评价

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 对协调推进环境的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系统梳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研究， 基于鲍尔丁系统学原理构建协调度模型， 对2018 年我国31 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我国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差异较大， 北京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天津、 上海等6 个地区处于中度协调发展阶段， 河北、 内蒙古等14 个地区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 黑龙江、 西藏等10 个地区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     

我国区域合作中的政府间协议浅析——以上海为例

我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多样，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因此，加强区域合作，统筹区域发展成为必然。目前，政府间合作协议是我国最高级别的跨区域合作的制度安排。上海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已先后与中西部多个省区签订了政府合作协议。政府间合作协议作为促进上海自身发展和推动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重要途径和抓手，成效显著。从目前上海与6个省区的政府合作协议分析来看，存在合作范围狭窄、制度化程度低，协议内容比较抽象、缺乏责任追究机制等问题。今后尚需从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合作范围、制定合作细节、完善协调和约束机制等方面不断加以完善。     

公共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

我国已把公共投资作为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已开始利用公共投资的扩张手段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文章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我国在东、中和西部区域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东、中和西部区域的公共投资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别,其中西部区域的公共投资效应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区域。     

区域政策、区域对外开放与区域外向经济发展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非均衡的区域对外开放战略及递进式的区域开放模式,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且,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对外贸易的高度相关关系,最终也使得我国的区域对外贸易也出现了非均衡的现象。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中西部的影响也并不相同,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部地区正在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是,西部地区却并没有出现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即外资的大量进入以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文化与区域企业成长

学术界在反思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试图以此解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奇迹”和“欠发达”现象。然而区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内容庞杂且可操作性较差。经济效应模糊且作用机制隐蔽。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具体分析。文章认为优性的区域经济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可以通过资源优化整合效应表现出其时区域企业成长的作用力。特别提及的是,细分区域经济文化的目的就是欲使区域经济文化更为具体清晰化。     

基于区域经济竞争优化环境治理绩效的府际环境合作机制研究——以跨区水污染治理为例

跨区水资源产权虚置,使水资源的环境容量产权事实上成为地方政府拥有。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竞争演变为,地方政府不顾生态成本的竞相放松环境规制;区域经济竞争成为区域之间对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资源消耗大战;地方政府竞争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严重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以跨区水污染治理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流域生态安全的影响机理,旨在为优化跨区环境治理绩效,构建府际环境合作机制提供路径选择。     

区域冲突、区域合作与中部崛起

区域冲突与区域合作是区域关系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由于受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以及在区域利益协调、要素流动及分工合作等领域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中部地区各省间的各种区域利益冲突时常出现,区域合作严重缺失。在“中部崛起”及区域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部各省需要化解区域冲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     

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与政府区域干预政策的研究

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也在逐步加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和谐的社会经济问题。当前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文章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研究政府应当采取何种区域干预政策,以促使我国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并提出有关建议：强化增长极与周边环境关联度的政策意识;制定新增长中心建设与原增长极产业转移的宏观政策;实施政策性诱导为主的政府干预政策;构建“特色增长极”的区域经济策略;制定激励性的区域干预政策。     

区域竞争力内涵的多元化认知与辨析

在梳理了有关区域竞争力涵义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财富创造说,可持续发展能力说,经济实力说,资源配置说,综合能力说,因素说以及其他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区域竞争力是一个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区域竞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资源的吸引争夺能力以及通过对已有资源的优化和合理配置,使得本区域能够得到持续、综合、协调的发展,不断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能力。区域竞争力是区域多种能力合成的结果,区域竞争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区域竞争力的核心是创造竞争优势。     

中原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与规划分析

中原生态经济区强调同时实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侧重相互合作与整体利益,突出资源的节约共用与可持续发展,是工业系统、交换系统、社会网络、文化氛围的营造以及各种基础设施的物质空间建设,其健康运行需要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治理、循环经济发展、生态工业网络的政策支持。     

信用监管、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刻画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综合考虑营商环境等多维要素与信用体系建设的协同效应,利用1999~2018年中国省级城市面板数据和2017~2019年城市信用监测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显著为正,说明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营商环境与信用监管水平的交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3)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