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思考——以我国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的缺陷为视角

根据刑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此规定在确立初始对我国金融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民间融资活动日益频繁,其现行规定的合理性和时代性便值得深入思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演变及对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的论证,说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法上的缺陷.刑事立法只能是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锐利武器,而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完善现行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论以客观构成为基点的金融诈骗罪定罪模式选择

金融诈骗罪定罪模式的选择关系到金融刑事立法价值尺度的衡量,因此学界争论较大。有些学者主张采用"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立法技术,选择行为犯定罪模式;还有学者认为采用预备犯理论更能起到打击新型金融犯罪的效果。本文基于对金融诈骗罪侵害法益的分析,认为本类罪立法应当维持现行的结果犯的定罪模式。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思考

刑法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目的是为了严厉打击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犯罪,但是由于该罪在罪名、罪状、主体、法定刑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缺陷,限制了该罪名在反腐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本文针对该罪在立法上的缺陷,从刑事立法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反思、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合同诈骗罪的对象问题之探讨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法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当今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经济案件高发,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结合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并从我国实践出发对该罪的犯罪对象作一些粗浅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新增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该罪是指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是特殊主体,只有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此罪;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违反国家规定,将其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行为;犯罪客体是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和安全。在本罪的司法适用中,应注意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及刑事处罚的相关问题。     

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法规制

随着经济水平与科技手段向上向快的进程,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各行各业繁荣发展。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应用于金融领域的趋势下,利用网络进行金融犯罪时有发生,急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加以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涉案金额巨大,使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人民群众的财产面临极大的安全隐患。运用刑法对互联网金融刑事风险进行规制时,应当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稳定。通过建立、完善相关监管模型、规制制度从而加强对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治理。     

浅析台湾地区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对商标权的刑法保护,规定于刑法典与商标法之中,这种立法模式从形式上和大陆相似.台湾地区商标法原本没有刑事处罚之规定,凡是有触犯商标法规定的案件,仅仅依照台湾地区刑法妨害农工商罪进行处罚.     

事后抢劫罪浅析

事后抢劫罪是抢劫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各国刑法对事后抢劫罪的主体范围规定不一，将诈骗纳入事后抢劫罪的范畴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创新。对“当场”的正确理解是认定本罪的关键，盗窃、诈骗、抢夺后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并不必然构成事后抢劫罪。     

共同过失犯罪应成立共同犯罪论

一、我国立法和实务现态 1．刑事立法现状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主流观点采取的立场是在过失犯罪中，各个过失犯罪人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和意思联络，缺乏对犯罪内容的认识，没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行为性质，由于与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不一致，所以要分别处罚。     

网络谣言法律治理路径探析

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迅速增长,互联网在方便社交的同时,也提供了谣言滋生的温床,网络谣言事件频频发生。虽然我国在民事、刑事、行政等方面均有相关立法,但条文规定并不清晰,实践中存在认定困难、入罪标准过低等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加强事前预防、网络监管等方式,探寻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路径。     

论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为弥补传统法定代理人制度的不足,切实保障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经过一系列前期试点和探索之后,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明确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但立法在司法机关对合适成年人的通知义务、合适成年人的诉讼地位及在场的法律效率等方面均没有明确规定,完善立法不仅可以更好的指导实践,也是我国建立完善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重要前提。     

“醉驾入刑”之不足与建言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1日正式施行,危险驾驶罪作为一个全新的罪名首次被列入我国刑事立法并应用于司法实践。"醉驾入刑"后,大大提高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严刑峻法面前,司法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笔者试做以下分析。     

论我国轻罪制度的构建

重罪、轻罪的分类在各国刑事立法体系上意义重大,所以从长远看,废止劳教后,轻罪制度的构建也是我国的刑事立法的最终目标,它为我国在保障人权和完善我刑事政策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宝贵经验。也能更好的与国际刑事立法接轨,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的水平。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完善

作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特别刑事保护程序,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在设立之初就肩负着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工作的重要责任,该制度既是国家监护职责的体现,也彰显了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实施却是五花八门、随意性较强、形式主义严重.本文从立法、合适成年人的职责要求及选任标准等方面合理分析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金融法制建设中的刑法突破——以网络洗钱为视角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和网上金融服务的不断发展,网络洗钱犯罪随之而来,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刑法在面对这种新型犯罪时表现出滞后性,未能及时、科学、有效地打击金融犯罪。以网络洗钱为视角,以金融法制建设的刑法功能理论为依据,研究打击网络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和突破点,即完善其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制度并建立预防犯罪机制,提高刑法及时性与震慑力来预防与惩治网络洗钱犯罪。     

关于犯罪预备立法模式的比较法分析

犯罪预备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之一,是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指标。本文从比较法角度出发,对比分析国外关于犯罪预备立法模式的概念和特征,阐述总则式立法模式与分则式立法模式各自利弊,并认识到我国犯罪预备的立法模式的不足并建议加快立法进程,实行总分结合的立法模式。     

企业经营与职务侵占犯罪

<正>职务侵占罪是近些年企业刑事风险的重灾区。据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14-2018）》,2014年至2018年,民营企业相关犯罪频次共计7578次,共涉及39个罪名。其中,职务侵占罪位居第三,占比9.22%,仅低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已成为企业经营的严重刑事风险之一。     

重大责任事故罪疑难问题研究

重大责任事故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种,笔者在研究众多学者、专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本罪作一个系统的阐述。第一部分阐述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概念,第二部分是关于本罪的犯罪构成。笔者结合通说,从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对本罪犯罪构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关于本罪的认定。笔者介绍了本罪的性质,同时对司法认定提出了一定的界定原则。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本罪的立法完善。结合关于犯罪构成的分析以及第三部分罪的认定分析,笔者从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等提出了立法完善措施。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考察

现行刑法第306条——判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立法根据在于,该罪行具有侵害国家司法作用的高度危险。由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该罪行应当从重处罚。引诱行为的实质内容在于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而不在于引诱的具体行为方式,即使是诱导式询问的某些特别类型也存在构成刑法第306条罪行的余地。刑法第306条与第307条是特别犯与一般犯的关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藏匿、隐避证人的,属于本罪的毁灭证据的行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明知是他人伪造、变追的证据而使用的,应当属于本罪的伪造证据的行为。     

刑事从业禁止中“职业”范围之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把从业禁止正式纳入立法层面,是我国刑事立法实践和理论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产物。作为刑事立法领域的新制度,从业禁止面临诸多适用的困境,其中,"职业"范围的界定是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