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一号文件和政府报告提到了“农村生态文明”、“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景,农村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对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环境问题,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对农村环境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类总结;并基于公共物品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农村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从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及外部性两方面对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困境进行分析;最后,笔者提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责任主体来治理农村环境问题的中心观点,给出充分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并详细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应具有的“环境”功能.     

改善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创新——基于四川省康定县“政府指导下社区主体参与”模式的讨论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改善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覆盖面积大、人口多,涉及复杂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从目前政府的统管为主,过渡到未来的多元共治,一般依据授权、协商、利益相关群体共治共管等原则开展工作。但是具体如何做,面临路径选择难题。本文基于案例分析提出了改善农村社区治理的五条基本路径:一是引入参与式工作方法;二创新政府项目管理模式;三是按照社会管理内容和效果实行多元分类治理;四是重建社区集体行动能力;五是引入社会组织。其中,多元分类治理是指按照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和效果来确定3类治理主体:1政府为管理主体。2放权社区开展自治管理。3政府和社区合作共治。     

类体制身份:作为基层政府建构自主性的意外后果——以上海市奉城镇政府为例

本文认为出现在基层政府内部的多种“身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性身份”和“体制性身份”,是一种新的“身份”现象,本文称之为“类体制身份”。以上海市奉城镇政府为例,本文梳理了奉城镇政府内部多种“身份”的形成过程。本文认为,“类体制身份”在基层政府内部的产生,逻辑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多层级上级政府约束下的基层政府人员扩张,导致具有多种身份的人员集聚在基层政府内部这一特定场域;二是基层政府混编混岗导致人员身份意识强化。本文认为,“类体制身份”本质上是基层政府在多层级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及社会治理转型所导致的治理任务增多的背景下,建构基层自主性的意外后果。在中国多层级的政府组织中,保障乡镇一级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破除“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济高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形成的社会矛盾也相当突出。问题主要集中于城乡差别扩大、社会发展滞后、公共物品短缺、政府的政治信任降低、社会紧张增加等。有学者将这种社会不和谐加剧的情况表述为“治理危机”。“治理危机”的出现,主要根源在     

基于演化博弈的土地利用冲突缓解机制研究 ——以沈抚新区为例

研究目的：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土地利用冲突缓解机制,对于缓解区域用地矛盾和实现区域空间协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三方演化博弈模型、Matlab数值仿真。研究结果：（1）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冲突中的策略选择对营利性组织与农民的策略选择起决定作用;（2）治污处罚、政策补贴、土地租金、污染赔偿、额外补助是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关键因素;（3）通过调整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因素,从实现绿色经济和条块化管理策略上,构建社会经济型和生态治理型的土地利用冲突缓解机制。研究结论：构建地方政府、营利性组织和农民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关系,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目标下的三方利益主体利益均衡,促进地方政府主导转向多方利益主体合作,有利于缓解区域用地矛盾和冲突。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政府主导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和基本特征,理解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偏离现象需要从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入手。本文研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遵循的主导行动逻辑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要表现。研究发现,不同层级间政府拥有差异化的贫困治理逻辑,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在贫困治理当中主要遵循政治逻辑,地市级地方政府主要遵循行政逻辑,而县乡(镇)地方政府主要遵循治理逻辑,不同的贫困治理逻辑在实践中形成紧张关系甚至是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因此,解决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问题,本文认为需要系统地弥合多层级政府贫困治理的逻辑张力,形成责权利深度融合的贫困治理机制,强化对基层政府贫困治理逻辑的支持,避免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逻辑的不当干预,以此形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强大合力,推动脱贫攻坚任务的早日完成。     

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的探索

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主要是指社会治理思想上的创新,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要转变思想观念,充分的认识到不仅要创新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更要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增加社会人员的参与力度,因此可以说,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是要创新治理的机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本,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路径进行了探索。     

“强县扩权”后的政府体制改革

“强县扩权”作为省域范围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制约县域发展的现行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障碍,使得县级政府有能力和实力针对本县经济社会发展合理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特大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县域经济三个经济板块的协调发展。据新华网     

“多中心”理论的中国化内涵及可行性探析——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不仅包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各项制度、方略,而且也包括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层面上思维的转变和创新。"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西方制度理性学派的代表理论之一,在理论论述上探讨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制度建构上也给出了适合现当代国家治理的设计,这些理论和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有诸多相同之处,文章就试图从这些相同之处论证"多中心"理论的中国化内涵和在我国的可行性问题。     

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供给、管制与赋能

研究目的：从国家治理转型的高度,剖析耕地保护制度的初心与使命,为实现生态文明、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在中国耕地保护治理的转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类行动主体相互嵌入形成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虽然规定了框架规制,但地方政府的执行偏差、社会公众的参与缺位造成了“占优补劣”的后果。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保护了优质耕地,维持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主导的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完善了“占补平衡”的政策目标,加强了生态修复,建立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供给治理、管制治理与赋能治理的协同组合可以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多重平衡。研究结论：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参与的互动性连结,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奠定了耕地保护治理的基石,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是在改进的耕地占补平衡和加强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基础上的嵌入性治理,与前两者形成合力,高效推进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生态治理是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的具体体现，在实践中有助于缓解农村生态治理面临的社会资本和资源不足的压力。当前农村生态治理面临单一治理主体能力有限，生态治理结构碎片化以及社会主体对于新型生态问题的应对不足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探索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协调引导、公众有效监督相结合的治理路径，需要做好信息共享、利益协调、机制保障工作。     

政府规制、双重嵌入性治理与绿色健康养殖行为——以河南省为例

政府规制、政府或协会单重或双重嵌入养殖(场)户治理是目前国内外规模化生猪养殖业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中,双重嵌入性治理作为较为温和、弱型治理模式对于多主体参与下治理结构优化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本文以实现生猪绿色健康养殖为目标,运用最小偏二乘(PLS)法分别从政府规制和嵌入性治理对养殖(场)户行为的影...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及其发展思路

农村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2017年,党中央提出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新思路,然而何以提出以及农村基层应该如何治理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勾画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的四个阶段,农村治理重心下移各有不同的侧重,从早期集权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政治动员,中期形式放权中的管控与支配,到当前分权中的合作与共治理念的转变,反映了因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需要调整基层治理方式,逐步从以政权建设维护政权稳定转向以社会治理维护政权稳定,垄断支配社会资源为基础的单一治理转向放权、包容为基础的合作治理,在多元主体参与的管理服务中促进认同、构建共识,共同应对基层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对各级政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未来需要强化"社会治理统辖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理念,建设农村基层服务资源承接平台及管理服务统筹机构、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优化配置基层政府人财物资源、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放权基层、形成以"社会治理社会"的现代治理格局。     

农村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作用——以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的实践为例

正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将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基层事务的过程纳入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利用外资的代价分析

我国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多集中于引进外资所起的积极作用上，很少系统地分析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为了纠正这种片面性，本文从产业结构、地区差异、外资发展、外汇平衡、民族产业成长、国家税收、政府行为及各种不法行为等11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引进外资所付出的代价，以使人们对利用外资有更全面的认识。     

农村公共资源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农村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机制,与传统的治理机制相比更加灵活、稳定、适用性强,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从科层治理机制向网络机制转变,是我国农村公共资源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其治理机制的基本构架强调政府治理与非政府治理、社会伙伴治理的有机结合。     

从压制到疏导:新时代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治症之道

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促使农村土地流转纠纷问题日益凸显。研究拟从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和普通农户三个维度探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痼疾成因及其治理困境,并主张优化基层政府治理技术方式,实现从压制治理走向间接疏导,重塑政府公信力,构建合作共治平台,营造"村规民约"约束环境,健全"减压排气"疏导机制,为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善治指明方向。     

河北省扩权强县试点初见成效

2005年初,河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进行扩权强县试点的重大决策。三年来,扩权强县改革初见成效。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风险防范研究

与传统社会下乡村的封闭治理不同,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内外多主体交融的治理。文章在分析各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时触发的原生与次生性风险基础上,提出利益博弈是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风险形成的天然基点,为平衡各方利益,应坚持多元利益观,构建以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风险防范模式,具体而言,就是以党为中心、政府重点参与、村民自治组织为中坚、村民为主体、社会其他力量为辅助的多元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乡贤主德治、政府主法治、村民主自治,党委全面领导的协同治理机制,巩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发掘乡村自身潜力、实现乡村振兴。     

从管制走向治理:森林治理的兴起

完善国家林业治理体系需要适应从管制向治理转变的趋势。分别研究了以政府管制为主、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管理及混合治理在森林领域的作用机制和应用,分析了国际上非政府森林治理主体和形式兴起的驱动力和表现,以期推动我国林业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自上而下的管制不断减少,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社区为基础的森林管理、混合治理等非政府治理形式不断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完善林业治理体系需要减少政府管制,促进市场、社区、社会力量的成长,推动形成多样化的森林治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