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淮河生态经济带作为淮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分析该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厘清各地市农业绿色发展障碍因素，对促进该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熵权TOPSIS法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实证检验，比较发展差异，并进行聚类分析。通过构建障碍度模型，测量影响各城市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识别差异化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绿色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2011—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趋势呈逐步上升的状态，生态环境、农业发展、农业生态的增幅依次递减；其次，淮河生态经济带各市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趋势较低，但从时间上看各区域农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却呈现出明显提高趋势；再次，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受农业生态、农业发展、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最后，对于障碍因素而言，农业生态维度、农业发展维度的影响程度最大。为进一步提高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应及时转变传统农业发展理念，改善农业生态发展环境，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推动农业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淮河生态经济带产业承接能力和承接方向分析

通过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产业聚集指数,对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产业承接能力和承接行业进行了研究,并采用GIS空间技术,揭示了产业承接能力及其各影响要素的空间格局。结果显示:(1)淮河生态经济带内产业承接能力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三大片区中,中西部内陆崛起区产业承接能力最差。(2)地区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对产业承接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较低的产业发展成本是经济带吸引产业转入的主要优势之一。(3)经济带当前的产业承接方向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建议淮河生态经济带产业承接方向由劳动密集型向战略新兴产业转变。     

贵州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

贵州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功能区,作为我国最重要矿产能源基地和交通运输枢纽,对建设我国长江经济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贵州入围长江经济带,让长江经济带资源更加整合,发展更加全面。贵州不仅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矿产能源资源,也是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只有大力发展贵州经济,长江经济带才能得到全面与协同的发展。贵州也借助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打破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困局。贵州经济的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和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     

政府协同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生态治理问题研究

以京津冀区域为代表的雾霾污染加剧,重新唤醒了公民和社会的生态意识.相对于自适应能力较弱的市场和企业以及自组织能力较差的社会组织而言,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政府顺利成章地承担起区域生态治理的重任.京津冀区域政府如何突破生态治理的认知局限,从区域政府协作的角度寻求和构建区域生态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和效率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建设长江经济带、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重大战略,三大战略交汇了区域协同发展构想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理念。通过分析推进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现实基础、主要问题及内在机理,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四位一体”的总体框架,并提出了推进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把加快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支点

2013年10月23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52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指出,应抓住当前扩大内需的机遇,制定根治淮河和发展流域经济的总体规划,努力把淮河打造为我国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把淮河流域打造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之后的第四增长极,把加快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支点。     

区域经济和港口物流的协同发展

物流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行业,港口物流更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港口物流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新的发展时期,区域经济与港口物流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何更好地发挥两者之间的协同机制,进一步促进经济、物流发展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基于此,本文对区域经济和港口物流的协同发展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简述,以期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鄱阳湖流域的生态经济地位及开发整治策略

鄱阳湖流域面积占江西省总面积的97％,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系统评价鄱阳湖流域的生态经济地位并提出合理的开发整治策略,对江西省的国土开发,社会经济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视角下协同创新网络构建及演替研究

创新驱动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以多元主体为基础的协同创新网络正成为创新模式的发展趋势。首先,通过对生态群落和协同创新网络的构成要素及要素间关系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具有较强相似性,因而成熟的生态群落理论可以为协同创新网络的构建和发展提供理论借鉴。然后,在生态群落多样性、层次性、协同竞争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征的指导下构建了协同创新网络。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群落的演替进程,阐述了协同创新网络演替的5个阶段。最后,提出了加速协同创新网络演替的政策建议。     

国有林区经济生态社会系统协同发展形态及趋向

从国有林区经济生态社会系统的发展阶段,经济、生态、社会三个子系统的平衡状态和相互作用的程度,以及林业分类经营的角度,具体划分了不同的协同发展形态,对不同协同形态进行了简单判别,指出最理想的协同形态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或者是高效协同的形态,这应成为国有林区经济生态社会系统动态协同发展的最终趋向和协同发展的最佳目标.这种高效协同发展形态是由复合系统自身的动态发展演化过程决定的.但这种高效的协同不是整齐划一、均质的协同,而会随着国有林区特殊的生态位变化,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侧重于主导目标或功能的非均质的协同形态.     

区域协同视角下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研究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进程中,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及区域协同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突破口。基于非径向非角度SBM分析建立动态Malmquist模型,运用2000-2014年面板数据测算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效率指数、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在分析长江经济带时空分布的基础上,将其周边的11个省市划分为4个联盟,并对产业合作博弈过程中产业利益帕累托改进及其合作边界进行了探讨。最后,从区域协同视角出发,根据不同产业协作联盟,从空间合作策略、政策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中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比较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绝对值偏低,东、中、西差异明显,东西部较高,中部地区较低;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有“倒U型”的影响,人口规模与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绿色发展,即随着人口规模增加与受教育水平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也会增加;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效率显著负相关。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西兰乌”产业带协同发展研究

"西兰乌"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节点城市,其产业空间布局与协同发展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文章通过对"西兰乌"产业带产业同构性指数、产业结构相似性指数、产业结构重合度指数和区位商测算了"西兰乌"产业差异化与专业化程度,提出了构建"西兰乌"产业带的路径与产业空间布局,从而实现"西兰乌"产业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协同发展。     

创新生态补偿机制 发展低碳经济

随着低碳经济在我国的不断深入,生态补偿在低碳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机制还待创新。文章在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内容作简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何创新生态补偿机制更好地发展我国低碳经济。     

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及结构优化策略研究

文章以湖南省122个县(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选取1995、2000、2005、2010、2016年5个时间截面,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析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湖南区域经济处于集聚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趋同性集聚较为明显。②湖南经济发展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沙、株洲和湘潭,其发展较快;低值区分布在湖南西部及西南部边缘县市,其发展速度缓慢。基于研究结论及资源禀赋等地区优势,文章提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发展建议: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重点建设长株潭城市群,培育岳阳、怀化二次增长极和张家界旅游的增长极,着力完善湘东京广发展主轴,扩大湘北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发展的轴心,积极推动湘南开放,湘西开发,以岳阳、郴州、怀化作为促进区域开放的重要节点,积极构建新的开放模式,促进湖南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宁夏沿黄经济带生态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支持,采用土地利用转移流和标准椭圆差等方法,分析了宁夏沿黄经济带生态用地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生产和生活用地挤占生态用地现象明显,1980—2018年生态用地占比由71.68%降为66.35%。重点生态功能用地增加,形成了沙坡头、白芨滩以及银川平原中北部三个防护林带和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林区,银川平原湿地面积扩大,生态用地时空结构有所优化。(2)生态用地在空间上呈现为西南—东北方向变化趋势,且由早期“面域”调整转为后期“点域”优化。(3)生态用地变化体现为“驱动力—响应—结果”的驱动机制,城镇化和工业化、生态移民工程、绿洲农业发展是生态空间受到挤压的主因,生态建设与修复是优化生态用地格局与提升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举措。(4)基于土地利用转移流的驱动力溯源分析方法,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及其定量测评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方法。     

辽宁沿海经济带与腹地互动协同发展的路径分析——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

辽宁区域经济格局的不均衡态势将随着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加剧的势头,如何实现沿海经济带与内陆腹地的互动协同发展,是现时发展背景下值得深思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视角,深入剖析了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以增长极培育增长轴,增长轴辐射成为增长面,增长面进一步联结成为增长网,通过积聚与扩散作用实现沿海与内陆腹地互动协同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承德市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人才协同发展策略研究

京津冀人才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基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有力的动力,承德市因其地理位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承德市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还未得到明显的重视,对人才发展不利,进而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本文通过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京津冀人才协同发展突出问题制定问卷,实地调研承德市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现状,找出存在的关键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为承德市政府、承德市企业提供决策指导,推动京津冀人才协同发展.     

生态生产力:自然生态生产力与生态理性经济人的生态治理能力的协同

绿色生产力或生态生产力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生产力的复合。自然生态生产力的形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过程。生态理性经济人协同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的能力,是生态生产力的主体,这种主体的生产力是"生态协同治理的能力"。生态理性经济人的协同治理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态生产力,是包括多个环节的总和、全程和整体的协同治理的能力。生态理性经济人的个人生产力是社会生态生产力的主体。生态制度约束下的社会协同治理是社会生态生产力形成的核心。生态系统管理是社会生态生产力形成的基础。生态技术对自然生态物质循化与工业经济物质循环平衡的维护:社会生态生产力形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