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视角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以天津市蓟州区段截庄为例

文章结合“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规划，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用地保障，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研究以天津市段截庄村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根据所在村庄的影像数据、规划数据和自主调查等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空间要素按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种类型进行空间要素功能的识别与分类；然后，基于段截庄乡村空间载体的识别，建立以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为对象的“空间适应性”评价体系；最后从“三生”协调融合的创新角度，提出村庄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北部区域，以生态空间为绝对主导；中部区域则以生活空间为主，生态空间为辅进行优化建设；南部区域以生产空间为主，生活空间为辅，并最终总结出其对乡村振兴的启发与思考。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空间规划管控途径——以4个典型村为例

在厘清乡村空间内涵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空间管控需求逻辑基础上,结合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和搬迁撤并型4个案例村的调研分析,探索乡村空间管控的实践途径。研究发现:(1)乡村空间具有复杂多元性、地域差异性和动态开放性特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空间管控需要面对全要素国土空间管控和乡村发展空间利用双重需求。(2)基于双重需求构建乡村空间"基本用途区+特殊叠加区"管控体系,可依据区域主导因素,划定基本用途区实现对乡村空间规划管控的弹性引导以及乡村空间生态底线保护、发展战略留白、粮食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刚性管控内容的落实。划定特殊叠加区对区内建设活动与国土资源进行用途弹性指引。(3)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和搬迁撤并型4个案例村乡村空间规划管控需求存在差异,可依据其空间分化机理差异化划定各类用途区,构建针对性空间准入许可与开发利用许可制度。乡村空间规划管控应基于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转型的特点,以及基于双重需求"基本使用区+特殊的叠加区"管控乡村空间营建,从而提出差异化并符合乡村自身特色的空间规划管控区域和对策。     

多功能视角下县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以湖南省宁远县为例

文章分别从生态、农业与建设三个功能指向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系统集成木桶"短板效应"、加权线性求和、多要素空间叠置等方法,对宁远县自然本底状况进行评价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宁远县整体的生态保护等级属于中等偏上水平,生态保护等级为Ⅳ、Ⅴ级的用地面积为240 962.31 hm~2,占比为96.33%,地理分区呈现南北两侧高、中部和西部偏低的特征;农业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总体水平较低,承载等级为Ⅳ级的用地面积为9 312.78 hm~2,占全县的3.72%,呈现中部高、南北两侧低、东高西低的特征;整体建设功能指向的承载能力水平较高,承载等级为Ⅲ、Ⅳ级的用地面积为57 675.73 hm~2,占全县的23.06%,呈现中部高、南北两侧低、东西部边缘低等特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的前期基础工作,可为后期有序划定"三区三线"、科学统筹"三生空间"布局提供更明确的决策依据。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 规划问题探讨

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是影响自然保护成效的重要因素，其性质是特殊保护目标下的人文生态综合体。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规划包含了比一般“村庄规划”更广义的构架，包括涉及社区的自然保护地规划、空间规划和部门专项规划3类。三者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乡村社区，但之间缺乏紧密的衔接和联系，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构为各类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规划提供衔接的可能。未来应通过融入乡村社区生态系统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各规划之间的衔接、细化乡村社区规划管控和引导内容，以及优化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规划管理体制，实现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多元规划协同。     

论国土空间规划中自然保护地规划之定位

面对自然保护地规划作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新要求，在分析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5个方面讨论国土空间规划中自然保护地规划的定位。在功能定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是以自然保护为首要目标的专项规划；在层次定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是贯穿国土空间规划三级体系的专项规划；在时序定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是在国家和省域2个层面前置的专项规划；在地类定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存在新设一类“生态用地”的需求；在法定地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需在自身法律体系、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和相关既有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等3个层面明确法律保障。     

规划驱动乡村文旅融合策略

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和国内外典型案例实践,构建了乡村“群落—空间—建筑”规划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乡村规划驱动文旅融合的逻辑机制,提出了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和策略。研究认为：(1)乡村群落规划秉持“品牌+基础+风貌”一体共治,是指导乡村群落进行文旅融合价值共创、基础服务设施现代化转型和村落“三生空间”优化的思想力量,为后续的乡村空间规划与乡村建筑规划做好铺垫;(2)乡村空间规划推进“生态+生活+生产”和谐共生,不仅有助于文旅融合深入发展和乡村振兴深入推进,还能够为人类共同体提供绿水青山,储存金山银山;(3)乡村建筑规划追求“整体建筑风貌+公共建筑样态+民居建筑特色”多维共变,延续传统建筑历史风貌、展示公共建筑地域风情和塑造私人民居乡土特色,为文旅融合提供核心竞争力。基于此,便可形成乡村规划驱动文旅融合,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递推赋能之势。     

基于生态安全的区域生态空间弹性规划 研究——以山东省滕州市为例

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实现区域生态安全是新型城镇 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区域生态空间规划是实现生态 安全格局的有效途径。当前区域生态空间规划侧重于在静态生 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提出蓝图式规划愿景，忽视了城市扩 张对生态安全格局的动态干扰和应对风险的适应性弹性策略研 究。以动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为目标，分析城市扩张对生态安 全格局干扰影响机制，在建立城镇空间发展预测模型和生态空 间格局安全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动态多情景模拟预 测-生态空间安全性评价-方案协调弹性响应”的区域生态空 间弹性规划途径，为实现城乡空间协调发展、提升生态空间安 全性，以及优化区域生态空间规划方法提供参考。     

国家限制开发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以湖北省五峰县为例

结合空间利用的效率观、质量观和融合观等相关理论,在科学界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涵义的基础上,根据五峰县的具体情况,基于NPP的生态空间评估模型构建了"三生"空间区划的指标体系,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和数理统计等现代技术方法,定量划定"三生"的空间范围。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各乡镇的发展规划体系,以村为单位对定量区划方案进行修正,最终形成了五峰县"三生"空间的划分方案。由于空间的稀缺性和五峰县"三生"空间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加之国家对限制开发区"三生"空间优化的明确导向,拟构建合理的"三生"空间法律保障体系,健全生态考核机制;明确生态补偿规则,搭建生态补偿政策平台;同时以耕地红线、城乡规划线、生态红线为约束,旨在建设五峰县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从而实现其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最优发展。     

基于0.25m分辨率影像的村庄用地潜力调查——以山东省巨野县12个村庄为例

村庄用地潜力调查是村庄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摸清村域尺度土地潜力状况对于国家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使用0.25m分辨率高清遥感影像判读,在山东省巨野县12个村庄进行了实地应用,将村庄各土地类型定量化从而测算了近期和远期的土地整理潜力。结果表明:巨野县12个村庄平均的近期潜力为68.2亩,占村庄总面积的3.69%,近期土地的潜力构成因地而异;远期潜力分户均标准和人均标准两种,无论在数量上或比例上户均标准的潜力都比人均标准潜力大,超标现象也更加突出;同时发现,村庄的土地资源潜力并不只是在宅基地本身,更多地蕴含在空闲地、坑塘水面等其他土地类型之中,宅基地的空置和废弃仅是其中的表象之一。该研究成果可直接为我国村域尺度土地整理潜力调查与评价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借鉴与参考。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村域发展的模式与机理

研究生态脆弱区村域发展模式与机理,对促进区域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30个典型村域为研究对象,采用2013年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区域三维目标评价模型和PCA模型方法,综合评估村域发展水平,揭示村域尺度区域发展模式与发展机理。结果表明:1村域经济、社会、生态和综合发展水平整体表现出川道村庄高于山地村庄的特征。230个行政村以区域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为主,村域生态、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突出。3村域系统的发展是经济民生动力、交通动力、生态动力、专业组织动力和市场动力综合驱动下的发展。因此,构建多重动力驱动下的村域发展合力是实现村域"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与自然共生：浙北平原湿地乡村的 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湿地乡村是浙北平原广泛分布的一种特殊地理景观 单元,具有湿地、耕地、村庄交织伴生、生态地位重要、生 态脆弱等特征,正面临发展与保护的诸多矛盾。总结提出构 建互动耦合的功能布局、划定科学的空间管控分区、营造多 功能融合的宜居环境、确立生态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实施科 学的生态修复和管护措施、开展自然教育为主体的生态游憩 等发展策略和路径,以期为湿地乡村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 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绿地系统规划 创新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同时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五 大发展理念”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继而,《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也延续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明确要求“保护 生态屏障,构建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在此背景下,与以上 工作内容密切相关的绿地系统规划,必须及时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下进行重新审视,自身地位和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并 以此为出发点,思考绿地系统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如何支撑 国土空间规划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如何通过绿地 布局以实现游憩、生态等产品有效供给,如何协同其他专项 规划以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从解读2019年颁布的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的角度,就 管控思维、体系地位和编制创新3个方面对全新规划体系下的 绿地系统规划进行剖析。     

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发展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

乡村空间发展类型识别与划分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热点之一。文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利用引力模型、可达性测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该县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类型,通过地理探测器探测其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农牧交错带乡村发展核心要素的空间分异状况。结果表明:乡村空间发展系统分析框架对于新时期农牧交错带村域空间发展类型的识别与发展振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导向性;宁夏盐池村域空间发展类型可识别和划分为4种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类型,分别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适度挖潜类、搬迁撤并类,并对分类因素进行了探测分析,以期对乡村振兴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落地。该研究结果可为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重构"和"乡村振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村域人口空心化分异机制及重构策略

村域人口空心化是乡村地域系统发生剧烈演化的直接原因,也是乡村发展所需各类人才资源流失、主体日渐老弱化的关键所在,如何有效缓解村域人口空心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综合测评法对村域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并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得出影响村域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因素,揭示其空间分异机制,从而探究重构策略。结果表明:①村域人口空心化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地域差异性,西部扬黄灌区村域人口空心化均值为18.27%,中部干旱山区为21.78%,东部旱作塬区为20.37%,整体呈现西部低、中东部较高的趋势;②影响村域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因素为行政村海拔、贫困发生率、地面坡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影响力q值分别为0.63、0.56、0.39、0.35;③村域人口空心化分异机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且任何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单个因素的独自作用。文章基于村域人口空心化分异机制,分别从空间、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探究乡村重构策略,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依据。     

大都市边缘区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及效应评价——以长沙市望城区为例

在解释城乡融合发展效应机制的基础上,从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和空间效应4个维度,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03—2018年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过程,提炼出其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并评价该模式下城乡融合发展效应。研究表明：望城区城乡发展同步推进,探索出了城—镇—村三级共推、产业—空间—制度多维协同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望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效应整体上较强,尤其在经济效应方面较为突出,不过,早期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不够,导致生态效应呈下降趋势,城—镇—村的联动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乡村产业特色优势也有待进一步强化。建议统筹编制城镇村发展规划,切实保护城乡生态环境,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发展。     

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机制与优化路径——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例

乡村转型发展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乡村振兴与现代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命题。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典型村庄转型发展行动者构成及其网络转译过程，探究其转型发展机制与振兴路径。研究表明，大边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琼中黎族苗族县委县政府为关键行动者，以湾岭镇政府、大平村委会、大边村村民、外来企业、金融机构、房屋、土地、黎族文化为主要参与者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村委会带动、绿色产业推动和黎族文化支撑等内生动力和政府政策引导、金融资本驱动和外来企业推动等外援动力联合驱动大边村快速转型发展。但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新的变化导致异质行动者网络解构、产业多样化不足、聚落空间功能失衡、黎族文化特色减弱、村庄治理体系不健全和村民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应充分调动多方异质行动者积极性，构建以村委会和村民为关键行动者、其他行动者参与的多元联合行动者网络，通过打造三产融合新格局、建设宜居宜业聚落空间、提升黎族特色文化支撑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激发乡村转型发展活力，推进大边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大城市边缘区城乡多维空间冲突特征与形成机制——以韶关市转溪村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作为城乡功能过渡与要素交汇区,经济社会持续演变,空间冲突日趋激烈,生态文明与城乡共同繁荣语境下加强空间冲突与协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典型案例韶关市转溪村,主要采用2008与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2018年问卷调研数据和环境抽样检测数据,从用地空间、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等维度,解析大城市边缘区城乡空间冲突特征及成因机制,提出城乡统筹与空间协调发展路径。研究表明:(1)研究区用地变化与冲突明显,城镇用地快速增长,侵占优质区位,农村用地空间明显缩减,生态位不断缩窄。2018年村域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占比高达60.79%。(2)城乡经济差距与冲突显著,外来企业带动作用小,村庄经济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大。转溪村人均收入仅为曲江区农村平均水平的50.94%,村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低。(3)城市工业等企业嵌入,导致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61.37%的受访村民认为外来企业破坏环境或干扰生活。(4)城乡空间冲突是多维冲突的交织复合体,主要受城乡地域功能分工、乡村多元价值认知、空间组织与统筹治理、城乡协同发展制度供给等因素影响。(5)应基于生态文明进行功能协调,促进城乡等值发展。基于城乡统筹开展空间重构,优化三生空间治理。基于共同繁荣建立协同机制,保障乡村发展权益。     

基于生境质量的绿洲城镇增长边界划定--以黑河中游地区为例

绿洲城镇是人类活动最集中、人地关系最敏感的区域,也是"三生空间"(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矛盾最严重的区域。划定城镇增长边界是控制城镇无序蔓延,引导城镇空间有序发展的一种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是国家和地方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黑河中游地区绿洲城镇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基于生境质量的绿洲城镇增长边界的划定方法:首先,基于InVEST模型评估绿洲生境质量;其次,将绿洲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嵌入SLEUTH模型,模拟城镇增长边界;最后,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的城镇用地面积为控制规模,并结合生境质量评估结果对模拟边界进行修正,最终划定城镇增长边界。结果表明:划定边界内总面积为104.67 km^2,剩余可建设用地面积为22.14 km^2,以低等级生境质量为主,占边界内新增城镇用地的66.98%。绿洲平原区和山前洪积扇区的城镇增长空间较小,剩余可建设用地比例分别为9.96%、24.57%;绿洲边缘区的城镇产业园区空间增长潜力较大,剩余可建设用地比例为52.53%。该划定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对绿洲城镇增长边界划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长沙市“三规”协调性评价及调控策略

通过对比分析研究,从规划范围、建设用地规模、四区划定、空间结构、空间规划要素等方面综合构建城市"三规"协同的评价要素体系,对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认为结构、规模与指标衔接到位,用地与分区边界存在冲突,多项空间要素存在重叠。从空间管制事权不清、编制审批机制不完善、基础数据与技术标准不同三方面分析了造成"三规"冲突的原因,认为解决冲突需要建立"三规"协调融合体系、建立空间话语权体系以及"三规"控制线体系与管控规则。     

国家空间治理与风景园林 ——国土空间 规划开展之际的点滴思考

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建设生态文明的关系入 手，指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体现了提升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的系统制度设计，强调 全域全要素的统筹协调和管控。在介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 设的基本状况后指出，国土空间规划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之 下，规划工作中应有进一步的价值排序。首先应把生态系统的 安全性摆在首位，其次是生态功能优化，在此基础上，对自然 资源、人文资源、景观资源进行挖掘和梳理，做整体规划设 计。通过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测评估预警系统，更 好地管理包括景观资源在内的各类国土空间资源。在新的发展 阶段，需要多学科融合，在适应国家建设新要求的同时，推动 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