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了吗?——基于移民网络视角的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我国与118个国家的移民与贸易数据,基于最新发展的引力模型理论和泊松拟最大似然估计法（PPML）重新检验了移民网络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结果发现：我国移民网络的确促进了贸易,并且这一作用主要借由移民网络影响贸易的直接通道效应,而不是间接通道效应;从时间趋势来看,20世纪80～90年代移民对我国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大,进入21世纪后这一作用稍稍变小;移民网络对我国与非同种语言国家的贸易促进作用是共同语言国家的36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²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移民网络促进FDI流入——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近年我国智力外流现象严重,以致引起国内外众多媒体热逐以及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研究中国不同教育层次移民对 FDI 流入影响的经验文献仍较缺乏.本文考察了中国在经合组织各国的移民网络是否促进了来源于该国家的 FDI 流入中国.实证结果显示:当地移民网络为中国 FDI 的流入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其中,高等教育移民在 1%的水...     

外向型FDI能促进母国的对外贸易吗?——基于69个国家和地区样本的GMM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诸多方面有正面的影响。文章选取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28个发达国家和地区2002-2011年的观测样本,实证考察外向型FDI对母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不管是在发达国家样本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在控制了外向型FDI的内生性之后,外向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对母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自由贸易区(FTA)促进了进口贸易吗——基于PPML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5年185个双边贸易伙伴面板数据和拓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进口贸易效应,结果表明:中国FTA显著提高了双边进口贸易,其贸易增长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经济体和工业制成品中更大。研究结论为中国FTA的双赢特征和未来FTA缔约对象选择提供实证依据。     

距离会导致隔离吗?——海外移民创业网络与东道国集群网络的演化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海外移民创业网络与东道国集群网络的协同演化是在"走出去"战略中赢得主动的重要举措。移民企业家既期望从东道国集群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也需要通过与周围环境实施一定程度的隔离来规避风险。借助案例研究,以普拉托温州移民创业网络的演化历程为载体,探究移民创业网络和东道国产业集群网络的演化历程,分析网络协同演化过程中的三类距离(制度距离、能力距离和文化距离)与隔离状态之间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网络协同演化过程中充斥着利益博弈,导致距离将始终存在;虽然距离将会导致隔离,但是距离最优并不意味着隔离状态发生的概率最小,且文化距离能够前瞻性地预测隔离状态发生的可能性。现阶段需要设法降低三类距离,特别是降低文化距离,以弱化保护性隔离策略的实施动机并促进移民创业网络与东道国集群网络的协同演化。     

我国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1978～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出口对国内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对国内就业具有地区性差异;长期来说,不能以出口为导向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调整进口商品的结构,对解决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解决我国的就业不能脱离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将对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     

非洲商人在广州的社会融合度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移民适应理论的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非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中非关系逐渐呈现出“下移”态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来到中国“淘金”.广州以其独特的区位和经济优势,吸引了大批的非洲商人到此经商,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通过对广州非洲商人的调研表明,非洲商人在广州以宗教、地域及商业的融合方式,经历了集中化、常住化及市民化的社会融合进程,并以民间化、草根化的独特方式影响着中非关系的发展.     

社会网络真的对团队创造力有利吗——基于团队知识共享的视角

文章探究社会网络、团队知识共享与团队创造力各变量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深入揭示社会网络通过团队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理。通过对61个研发团队的有效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连带强度对新颖性和实用性产生正向影响;网络中心性对新颖性和实用性产生负向影响;团队知识共享在网络连带强度、网络中心性与新颖性和实用性的关系间起到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     

对外援助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风险视角

对外援助和OFDI是我国构建“双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国家风险是近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挑战,直接威胁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益。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00—2018年对外援助和OFDI数据为样本,构建对外援助、OFDI和国家风险的计量模型,探索对外援助对于OFDI的风险缓释机理,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我国企业向受援国的OFDI流入,我国对外援助每增加1%,流入受援国OFDI会增加0.1208%。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国家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尤其是对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作用明显,进而可稳定和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向受援国家流入。第三,对外援助对OFD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商业目的的援助相比基于发展目的的援助更能促进OFDI,并能显著抑制国家风险,而技术和资金援助相较于直接提供物资和人力援助,可以更好地促进援助国能力建设与治理改善,对OFDI发挥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第四,对外援助的风险缓释作用存在明显的“非利他主义”和“挤出效应”,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对外援助在OFDI领域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政府安全管制有效吗?——基于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2—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分析了政府罚款、检查单位数、使用执法文书等政府安全管制工具对抑制生产安全事故以及死亡率的影响,这些安全管制执法指标存在随机缺失值,为提高预测精度和统计效力,利用极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处理缺头值,得到参数无偏估计量。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安全执法对于遏制事故起数和死亡率均无显著效果。而职工素质对事故起数和死亡率都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工人素质每提高1％,事故起数平均下降超过1％,亿元GDP死亡人数降低约0.008人。安全投入仅有助于减少事故发生频率,但对于死亡率没有显著影响,安全投入每增加1％,事故起数平均下降0.4％。此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为了有效降低安全事故和死亡率,政府的安全管制重点应转变为促进企业提高职工素质、激励企业增加安全投入及提高技术水平、监督企业切实发挥工会作用等。     

对外贸易结构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考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为基础,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就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两大类贸易产品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来看,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有利于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二产业比重,这是我国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跨越的特定时期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对外贸易政策的体现;从结构效应的角度看,进出口结构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发挥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     

我国对外贸易的能源消耗分析——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的研究

本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利用OECD公布的我国1995~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可比价调整,对我国17个产业的内涵能源密度、出口含能量、净贸易含能量进行测算,并对出口含能量的变动进行因素分解,以考察我国对外贸易的能源消耗问题。结果表明,我国的内涵能源密度在1995~2002年期间持续下降,但在2005年有所回升;出口含能量在2005年大幅增加,不过我国一直为能源净节约国,而且出口规模因素是出口含能量变动的主要原因。     

主导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绩效的增长吗?——基于外溢视角的经验分析

地方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实施经济开发区内的主导产业政策。基于2000~2007年持续经营的工业企业和城市层面开发区及主导产业数据,文章考察了主导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重点关注其对于周边地区企业成长的外溢效应。基于倍差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研究表明,主导产业政策的确有利于当地该产业的企业成长。然而,我们发现主导产业政策对于政治距离邻近的相邻城市存在显著负向的挤出效应,这与主导产业过度建设和要素转移效应密不可分,并且在考虑外溢指标、企业绩效指标和持续样本数据后结论依旧稳健。我们还通过区分企业所有制、行业技术密集度和地理位置,证实挤出效应的存在。本研究表明主导产业的过度建设会抑制周边城市的产业发展。     

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生产率提升吗?——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检验

服务部门自由化是否有助于一国生产率的提升?由于服务部门自由化程度较难衡量,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以GATS签订时的中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为依据,计算了多边框架下中国的服务部门自由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内资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内资工业行业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文章进一步从服务部门与工业行业投入产出联系的角度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     

贸易网络地位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0～2020年CEPII-BACI数据库中的双边贸易数据和各国GDP数据,构建了22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网络地位指标并与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进行匹配,分析中国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对并购成功率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提升中国金融地位、建立合法性以及缩短制度距离促进其对跨国并购成功的影响。文章的贡献在于言明了跨国并购等金融投资活动的开展需要符合产品市场的客观条件,从而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可以加快中国迈入投资强国行列的步伐。     

基于网络社区的开放式创新模式研究——一种NPD资源嵌入方式探讨

新产品开发与创新工作通常由企业内部团队完成,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以及技术习惯严重地阻碍着产品的创新性设计。而网络社区日益庞大的消费者以其掌握的真实需求信息、独特的阅历以及各自的思维方式,在日益发达的使能技术的支持下,其可能参与到产品创新过程之中,与传统企业创新资源相比,这恰是一种极具互补性的战略创新资源。本文致力于探索将网路社区这种创新资源融入产品创新领域的途径,在分析了网络社区参与产品创新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社区产品创新的本质过程,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服务于产品创新的网络社区创新资源整合方式及培育与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