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和上游度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发现1995～2009年间所有部门的全球价值链都变长了,而2009～2011年间全球价值链长度有所下降。很多部门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增长率要大于国内部分的增长率,这表明产品生产日益国际化。1995～2009年间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上游度水平得到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有所改善,2009～2011年间许多部门的上游度水平有所下降。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研发强度、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投入比例以及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对部门上游度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视角

文章利用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按出口产品的最终吸收地及吸收渠道的不同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分析。研究表明:(1)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下降趋势,且是以最终产品出口为主,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不高;(2)中国制造业出口中返回增加值比例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3)中国制造业出口中蕴含越来越多的国外增加值,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提高,但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低端生产环节;(4)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5)技术水平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相对越高;(6)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具优势地位,较为成功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

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WIOD数据库测度了中国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逐年增强,加入WTO更是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但是中国的GVC地位指数均为负,说明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较低。但三类技术制造业却表现出不同的动态演变特征,其中,中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波动中下降,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却稳步提升并向上游位置靠近。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锁定问题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探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锁定的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并按照WWZ(2015)最新的总贸易分解框架计算而得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度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物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在逐步深入,但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锁定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善。从物理位置来看,中国整体出口上游度排名一直在第34位以后,行业间的出口上游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数值均远大于1,说明中国整体及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都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从经济位置来看,中国的国内增加值(DVA)出口率一直在下降,而国外增加值(FVA)出口率却在上升,中国参与分工的获益比例总体在下降。中国应该从培育母市场、增强产业联动发展效应、积累战略性要素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为突破低端锁定困境而谋求出路。     

基于TiVA数据库的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研究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Ti VA数据库,发现1995-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在下降,国外增加值在提高,但近年来国内增加值有回升态势。对中国出口产品所蕴含的国内部门的直接增加值、国内部门的间接增加值、进口投入品中的国内增加值以及国外部门的增加值进行了分解,并以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其全球价值链进行解构分析,发现国内外很多部门都对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的出口贡献了增加值,服务业部门的贡献率不容忽视。中国制造业应当加强自主研发,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大力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更好地支持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目的国与出口产品复杂度

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一国贸易政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分工战略制定。文章基于需求侧"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视角考察价值链嵌入位置差异对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使用UN COMTRADE(1998~2014年)6位数贸易数据和WIOD(1995~2011年)国家-行业水平经济指标及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基于全球生产分工下的出口复杂度和价值链中要素供给侧上游度、产品需求侧下游度。研究发现,供给侧以及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递增;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之间交互项为负,当出国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位置更加靠近最终产品使用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低复杂度行业的影响更显著,有助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间转移。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目的国与出口产品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一国贸易政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分工战略制定。文章基于需求侧“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视角考察价值链嵌入位置差异对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使用UNCOMTRADE（1998～2014年）6位数贸易数据和WIOD（1995～2011年）国家一行业水平经济指标及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基于全球生产分工下的出口复杂度和价值链中要素供给侧上游度、产品需求侧下游度。研究发现,供给侧以及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递增;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之间交互项为负,当出国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位置更加靠近最终产品使用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低复杂度行业的影响更显著,有助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间转移。     

进口价值链质量促进了国内价值链质量提升吗?

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形势下,研究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质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文章提出了价值链质量概念和测算方法,综合考虑了价值链条上中间产品的质量与参与企业间的生产关联关系。在将全球价值链拆分为国内价值链和进口价值链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和进口价值链质量的概念并进行了数据测算。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进口价值链质量对国内价值链质量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金融危机以来这种促进作用有所削弱。中国应重视和积极培育国内价值链成长,充分利用进口价值链产生的技术外溢,提升国内经济一体化水平。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及其动态演变——基于国际产业关联的研究

文章利用1995~2011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在计算国际产业关联的基础上,勾画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并分析了其动态演变。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呈现明显的区块特征,主要由东亚、欧洲和北美三大区块组成,区块间的联系主要通过不同区块内经济体的关联产生;第二,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变过程中,除受个别冲击因素的影响外,融入价值链的经济体及区块间的联系均在逐步增多;第三,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关联最多的中心国,但是无论是通过需求拉动还是通过投入推动作用,它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其他经济体产生的影响仍较小。     

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的测算及其创新效应检验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文章运用投入产出法刻画和跟踪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知识流动的价值贡献,并分析了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一步从吸收能力和“多链融合”视角探究了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影响创新绩效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是构成无形资产价值链的主要部分,2000～2014年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份额呈现以2008年和2012年为拐点的先降低后波动再上升的趋势;制造业部门技术含量越高,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的份额越大。第二,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创新绩效,特别是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和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第三,在全球无形资产价值链发展的同时,保证对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吸收利用、全球非无形资产价值链的同步发展、国内价值链的强大和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更能有效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文章从全球生产网络的创新资源配置优化视角,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和重要启示。     

新疆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新疆科技与经济结合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研究分析制约新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深层次原因,对新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基本情况以及新疆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部分企业、转移转化服务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开展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从政策落实情况、无形资产处置、科技成果收益分配、定价方式、成果转化模式以及成果转化资金来源等方面分析了制约新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促进新疆科技成果转化的可行性建议和相关措施。     

产业簇群兴衰规律及其政策含义探讨

产业簇群的起源及发展背景是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与合作，产业簇群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簇群的生命周期是客观存在，其生命周期可划分为成长期、高峰期和衰退期，这也决定了产业簇群的后继发展有消失、更替和升级三种可能。产业簇群兴衰规律的政策含义主要包括接规律办事，正确定位政府职能，加强技术研发和专利保护，成立产业簇群的行业协会，善于抓住偶然性机会，高度重视产业簇群的更替和升级等。     

当代广西文艺与先进文化建设

新中国50年来，广西产生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文艺精品，它们在弘扬民族文化、凸现地域风采、锻造创新品格、贡献文艺精品等方面对先进文化做出了贡献。     

高职财经类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趋势探析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呈多元化趋势,财经类专业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适应性和职业转换能力;更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创业能力;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要与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逐步与国际接轨。     

论公允价值和计量属性的关系

自从有了会计计量，人们就在追求计量的公允性，也就是说会计计量中一开始就在采用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和会计计量是同时产生的。只有随客观环境的变化，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在不断的发展；公允价值不是指某一特定的计量属性，只是选择计量属性时应追求的目标，充其量只能说是在一定意义上的广义的计量属性或计量属性的统称。     

Scandinavia and the advance of the Hanseatics

Abstract

In chapter IV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I (1952), Professor M. M. Postan has devoted an unusual amount of space and attention to Scandinavian-Baltic trade. Its varying phases are expertly described, its characteristics clearly distinguished, and the Scandinavians are shown to have played a great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ostan is the first historian to have made use of the research of the last few decades into the Viking Age and to have described the Scandinavians, in a general presentation, as something more than mere pirates hostile to culture; he saw them rather as pioneers and active merchants who during the 9th and 10th centuries extended the existing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the West with the Baltic, by way of the rivers of Russia, to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 beyond the Black and Caspian Seas, and who in this way ‘left, if anything, deeper trace than the Frisians in the preceding period’ (p. 178). The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ir Cerman-Hanseatic successors are described with no less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pp. 184 ff.): by an ‘almost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life they advanced from the Rhineland and founded a professional merchant class and a rich urban culture.     

邓小平的两个“为主体”说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功”和“理”

邓小平的整个中国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大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昭示出，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资本主义剥削有功。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因为剥削无理。邓小平的两个“为主体”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把资本主义剥削的“功”和“理”统一起来：不能由于剥削无理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剥削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也不能由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资本主义剥削有功而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     

浅议政府的公共性与自利性

政府的公共性即政府为公众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属性,这是政府的根本属性。政府的自利性即政府除了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外,还具有为个人及其自身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的属性,这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正确处理和对待政府的公共性与自利性,对我国市场化过程的顺利推进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点：一是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性,又要划定其合理的边界;二是既要鼓励政府合理的自利性,又要抑制其不合理的自利性;三是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使两者得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