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出口目的地和技能需求结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对于企业技能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影响的两个渠道:第一,由于高收入国家收入的边际效用更低从而相对偏好于更高质量的产品,于是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需要多雇佣熟练劳动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第二,出口过程中所需要的销售调研、运输配送等"必要服务"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高收入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与中国差异较大,从而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要更高水平的"必要服务",相应地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就会增加。然后文章将2004年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对接,从实证层面证实了理论预期。基于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出口显著地抑制了企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却显著促进了技能结构的优化,并且影响的两个渠道确实存在。     

优化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

文章首先以36个国家和地区2000~2015年服务贸易出口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不同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出口技术结构优化指数的测算,发现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出口技术结构主要由劳动密集型等低技术含量产品构成。之后,文章基于PLS模型深度研究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的因素,发现自然资源禀赋和以服务贸易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所衡量的对外开放度对出口结构优化起到抑制作用。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对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技术进步模式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基于美国与印度的数据比较

文章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技术进步模式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性。文章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机理,特别是技术创新与技术模仿对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产生作用的影响与条件。接着,利用美国与印度的相关数据,运用实证方法验证技术进步与样本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的正相关性。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样本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且技术创新对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具有显著影响,技术模仿对印度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     

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数字进口贸易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考察了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多样化效应以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是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中间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表现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搭乘数字贸易“顺风车”,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早日迈入贸易强国行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

文章采用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借鉴Harrigan等(2011)的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指数,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与企业出口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进口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通过将进口来源地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中间产品都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更大,即产品多样性互补效应的作用更大。另外,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研发营销、企业规模与企业出口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资本密集度与企业出口质量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按照行业要素禀赋和贸易方式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采用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借鉴Harrigan等（2011）的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指数,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与企业出口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进口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通过将进口来源地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中间产品都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更大,即产品多样性互补效应的作用更大。另外,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研发营销、企业规模与企业出口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资本密集度与企业出口质量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按照行业要素禀赋和贸易方式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出口模式转变与企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稳就业是“六稳”的首要工作，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出口模式转变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模式转变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生产规模扩张、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是出口模式转变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检验发现，出口模式转变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就业净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研究还表明，出口模式转变不仅促进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而且也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此外，出口模式转变明显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是因为出口模式转变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工资率效应，从而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上述结论表明，企业出口模式转变对中国保障就业稳步增长、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鼓励企业直接出口的同时，也要注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人口年龄结构与出口比较优势——理论框架和实证经验

过去学术界比较关注人口结构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而忽视了对贸易结构的研究。文章首先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两部门的跨期迭代模型,将人口出生率和人均预期寿命变量同时引入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融资约束缓解能够强化该作用渠道,而人力资本提高的作用相反。其次,利用各国整体和HS 6分位产品层面贸易数据实证发现,虽然从规模上看,人口结构变动对贸易收支不利,但有利于出口结构调整;较强的融资约束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削弱了人口结构变动对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分组回归发现,低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边际效应较强,而高老龄化国家可以通过改善融资环境和提高人力资本实现出口比较优势提升。     

我国工业出口结构合理性分析及建议

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工业出口贸易的数据资料,测算了其贸易结构变化指数、出口合理度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近年来我国工业出口结构出现优化趋势,产品出口合理度指数不断提高,部分工业支柱行业产品贸易竞争力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部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与其支柱产业的地位不对称,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不强等。最后,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我国工业出口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数字服务出口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8-2017年14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服务出口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检验了国家层面数字服务出口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全球数字服务出口极为不平衡,更甚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市场。实证检验中,全样本估计显示,服务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扩张、信息化水平提升均对数字服务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收入水平分组估计显示,数字服务出口可能存在"中等水平陷阱",服务业和信息化的发展仅对中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数字服务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OECD和非OECD国家分组估计显示,两类国家间数字服务出口影响因素差异可能是导致数字贸易规则主张差异的重要原因;分贸易类型估计显示,服务业规模、网民人均国际出口带宽对各类服务出口的影响最为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