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文章针对以往研究中忽视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特征,利用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获取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间存在的复杂影响。多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二元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并且这种约束效应与融资约束强度存在正向关联,对于集约边际的负向影响均高于扩展边际;第二,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二元边际影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尤为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不存在负向影响,即金融压制体制以及银行信贷"所有制歧视"可能极大地阻碍了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第三,在不同对外投资类型中,生产型、研发型和资源型对外投资所产生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融资约束对其ODI二元边际均呈现一定的抑制效应,尤其对于生产绿地型投资的约束效应最强。因此,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消除银行贷款活动的"所有制"歧视,积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快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有积极意义。     

信贷融资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双重信贷和双重出口边际的研究

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贸易成本融资约束制约了企业出口行为。文章构建离散动态选择模型,探讨信贷融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方向,发现信贷融资通过缓解贸易成本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借助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和Heckman选择模型,文章从双重信贷(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和双重出口边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角度检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双重信贷融资提高了企业双重出口边际,信贷融资促进出口的主要方向是扩大集约边际,且该促进作用因企业所有制和规模有所差异。因此,完善商业信贷市场以及改革银行信贷体系是推动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途径。     

结构转型与全球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

本文使用全球150个经济体1995-2017年的样本数据研究经济结构转型如何影响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果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降低了老产品出口企业的零利润条件,提高了潜在生产者进入市场研发并出口新产品的零利润条件,从而有利于老产品企业出口规模扩大,不利于新产品企业出口增加,即更有利于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不利于扩展边际扩张。农业劳动力占比越大的国家,扩展边际扩张幅度越小,集约边际增长幅度越高。稳健性检验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结论。     

文化贸易持续期与出口二元边际

文化贸易出口持续期与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存在何种影响效应?文章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六位码产品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和贸易持续期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实现,扩展边际增长趋势并不显著;贸易出口持续期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而与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不同的核心产品类型和持续期样本中,二者影响差异仍然显著存在。此外,文化产品的进口规模、出口目的国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对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多种稳健性回归估计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此,如何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持续期,进而发挥其对文化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这对于文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信贷融资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双重信贷和双重出口边际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贸易成本融资约束制约了企业出口行为。文章构建离散动态选择模型,探讨信贷融资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方向,发现信贷融资通过缓解贸易成本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借助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和Heckman选择模型,文章从双重信贷(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和双重出口边际(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角度检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双重信贷融资提高了企业双重出口边际,信贷融资促进出口的主要方向是扩大集约边际,且该促进作用因企业所有制和规模有所差异。因此,完善商业信贷市场以及改革银行信贷体系是推动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途径。     

文化贸易持续期与出口二元边际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化贸易出口持续期与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存在何种影响效应？文章基于1996～2013年中国文化贸易HS六位码产品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和贸易持续期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实现,扩展边际增长趋势并不显著;贸易出口持续期对出口的集约边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而与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不同的核心产品类型和持续期样本中,二者影响差异仍然显著存在。此外,文化产品的进口规模、出口目的国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对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多种稳健性回归估计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基于此,如何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持续期,进而发挥其对文化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这对于文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集约边际”抑或“扩展边际”

中国本土企业研发活动能否推动企业出口?企业研发活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本文运用中国工业部门2001²007年的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对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标准化系数可知,企业研发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扩展边际上。本文在进一步分视角研究中发现,针对不同的样本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产品内分工下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二元边际——基于系统GMM的经验研究

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1)服务化对出口市场扩展边际、产品种类扩展边际、价格边际有倒U型作用,对数量边际有抑制作用。(2)服务化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的倒U型作用和对数量边际的抑制作用在OECD与非OECD国家同时存在。(3)按技术复杂度划分服务部门后发现,低端服务化和高端服务化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较为一致,但低端服务化对价格边际的影响不显著,且对数量边际的抑制作用大于高端服务化。(4)产品内分工加强了服务化对价格边际的积极影响,弱化了服务化对数量边际的不利作用,但对服务化与扩展边际关系的影响不显著。深入产品内分工体系,循序渐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有助于提升高端出口能力,对优化出口结构有重要意义。     

基础设施对服务出口品质的影响研究

结合服务贸易特征,本文探讨了基础设施影响服务出口品质(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并借鉴Mishra等(2011)所构造的指标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规模与质量稳健提高了各国的服务出口品质,而且基础设施规模对中国服务出口品质提升具有较好解释力;另外,人力资本、市场潜力也同时对服务出口品质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长期FDI会对东道国服务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挤出效应";丰裕的自然资源虽然为提升服务出口品质提供物质保障,但自然资源诅咒确实存在。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机电产品HS-6位出口数据及Hummels和Klenow(2005)的二元分解方法客观分析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认为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发现,出口增长实质来源于数量扩张,价格的贡献微弱,说明机电产品"以量取胜"的模式尚未根本改变。另外,以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不同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各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对两种边际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是不同的,这表明政策的制定也应当有不同的倾向性。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货物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

从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这一问题出发,文章利用2001-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2）投资型环境规制之于出口商品结构的滞后效应较费用型环境规制更强;（3）在影响途径上,投资型环境规制更偏好促进技术创新,费用型环境规制则主要影响环保成本;（4）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强度有所不同。加强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应重点从以下着手：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特点制定恰当的规制水平;根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优劣势组合使用环境规制工具;加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紧密联系;选择与区域产业分布特征相适宜的环境规制工具。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多产品企业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海关数据,从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视角分解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发现融入产品维度和市场维度后,随时间动态变化的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略高于集约边际,而随截面静态变化的集约边际在中国出口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发现,贸易成本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其中对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为此,中国应进一步降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成本,以扩展边际的增长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数量并实现出口的多元化增长。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the Export Decisions of Firms in Ghana?

Abs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been identified to promote exports of host countries by augmenting domestic capital for exports, helping to transfer technology and new products for exports, facilitating access to new and large foreign markets, providing training for the local workforce, and upgrading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skill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on the role of FDI in the export behaviour of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ain questions raised in this study are: how does FDI affect the export decisions of firms? How does FDI affect export performance of firm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xport‐decis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 within the Ghanaian manufacturing sector on a panel of plants from 1991 to 2002. Using a pr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D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irms' decision to export. The random effect results also reveal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export performance. Clear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FDI is very relevant in influencing the export decisions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Ghanaian firms. Th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in terms of promoting initiatives to encourage more FDI inflows in the country.     

融资约束与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分析

本文通过匹配2002-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将各个出口企业贸易额分解为出口广度和深度两部分,研究多产品出口企业融资约束与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阻碍了我国出口企业出口总额、出口深度以及平均出口广度的增长;（2）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的出口行为影响最大,之后是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3）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行为对融资约束的敏感程度大得多。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如何提升出口边际:沟通外溢性视角

在特定经济空间集聚及带来的出口信息外溢是贸易中介推动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匹配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优势降低了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下限,并对高生产率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方式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不同行业贸易中介的多样化集聚有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而同行业专业化集聚则主要在于扩张企业出口规模;出口信息沟通外溢效应是集聚影响出口发展的核心中间传导机制,相对而言,基于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非正式信息外溢方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而通过培训等可编码化的正式合作方式则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一般贸易企业主要通过集聚型贸易中介拓展出口扩展边际,而加工贸易企业则主要利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外溢性促进出口规模增长;由于固定贸易成本较高,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进入中低收入目的国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进入高收入目的国企业则对双方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更为敏感;成立年龄越小和所在城市规模等级越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贸易中介集聚及信息外溢效应促进出口规模扩张。文章不仅改进了新新贸易理论有关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的固有结论,也是对国际贸易是否会"去中介化"的初步回应,同时对中国企业优化出口方式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     

FDI如何影响本地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发现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机制,并在构造外资溢出三类指标的基础上,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外资企业通过行业内水平溢出和行业间前向关联溢出显著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并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出口规模;（2）外资行业间后向关联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的影响不明显,但扩大了已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仍成立;（3）外资进入对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外资来源地和本地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出口

融资约束是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小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可以显著促进中国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并进行出口,可以显著提高出口中小企业的海外销售额,并且在控制了内生性以后其结果依然显著。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参与

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和中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现实,建立离散动态出口模型,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参与。进而运用2004～2008年中国七十余万家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内源融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3个维度衡量融资约束,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是企业参与出口的关键,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参与贡献最大,银行信贷次之,内源融资贡献最小。细化样本后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仍然是出口的关键,但是,无内源融资企业较之有内源融资企业,内资企业较之外资企业,出口融资都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国有企业出口融资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而民营企业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变化融资约束衡量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