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实证分析

发行国债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国债研究的重心之一是国债规模的适度问题,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关系着经济能否健康发展。本文运用Eviews6.0对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赤字水平是影响国债发行的最重要的因素,回归模型:B^=0.0569*GNP^+0.6650*FD^-543.5856(AR(1)=-0.5985),其中B为当期国债发行量,GNP为国民生产总值,FD为财政赤字水平。     

国债流动性创新新视野：增强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管理

世界各国国债市场的演进表明，国债市场前期的功能，是作为实现财政政策筹资需要而采用的工具，用经弥补财政赤字，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后来，随着国债流动性的不断，国债成为商业银行调节资产结构，加强流动性管理以及中央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货币流动的重要工具。本文从这一立论出发，提出了国债流动性创新，增强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管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方差分解、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我国国债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居民储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影响国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居民储蓄、国债发行规模本身、财政赤字.     

厉以宁十论国是

按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可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发生财政危机，理由有三个：第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大了以后，引起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没有物资储备；而中国正处于物资储备充足的阶段，不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第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行的财政国债主要是弥补经常性开支的，而经常性的支出是一个无底洞；中国不准用国债来弥补经常性费用，国债主要是弥补建设性的开支。把货币资源变成了物资资源。     

当前我国国债若干问题的理论分析及实践探讨

国债不仅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工具，而且越来越成为我国筹措建设资金、发挥经济杠杆的有利手段。但由于我国国债起步较晚，国债市场功能尚不完善，国债运行中仍有许多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对国债规模和结构，国债二级市场的完善、以及国债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     

我国国债规模风险控制问题刍议

控制国债规模,防范债务风险,对于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意义重大。本文从介绍国债规模监测指标体系出发,对我国国债规模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从财政承债能力来看,我国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指标都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财政债务重负不堪忍受,国债风险较大。为此,从控制财政赤字等角度着手,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日本国债：安全资产还是风险潜在

金融危机后全球安全资产减少,使日本国债地位相对改善,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避险工具之一.但由于日本长期政府债务净额占GDP之比居高不下,国债信用已经受到损毁,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从日本国内资金循环特征看,日本企业转变为储蓄大户的原因不是企业的盈利增加,而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压力使投资意愿降低,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不断增发国债来弥补筹资主体的缺位;日本国债期限结构的短期化和日益增长的利息负担使其面临的市场利率风险加大;同时,日本中央银行购买国债规模膨胀,不断冲击财政纪律的约束,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隐藏其中.长期来看,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资产去泡沫化的过程也正是国债泡沫化的过程.在日本财政改革前景未见定论,企业的投资需求尚未恢复的前提下,日本国债的可持续性存在巨大风险.     

国债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债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作用成为了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投资主体投资份额、总量的相关分析以及国债投资方向的聚类分析，认为现阶段由于国债投资方向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原因，国债发行对民间投资挤出作用较小，带动作用较大。     

试论国债规模

国债是国家为筹措财政资金而向投资者举借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还本的债务。中央财政通过发行国债可以弥补财政赤字、筹措建设资金、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国债发行规模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其规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即：1）国债依存度;2）国债偿债率;3）国债负担率;4）借债率;5）应债主体承受能力等。从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来看,我国国债规模已经超出了承受能力。但从应债能力和国债负担率而言,我国的国债增发空间还较大。综合分析,随着各项财税改革的逐步到位,财政收入的增加,债务负担和偿债能力将大为改观,因此,国债规模的增长率在20％以内,且逐年以1．7％的速度下降,将不会给财政造成太大压力。     

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中铸币税收益问题分析—从铸币税的一般涵义谈起

铸币税即政府发行货币所取得的收入,一般可理解为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在通货膨胀情况下,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政府的实际铸币税收小于其名义铸币税收入。铸币税问题的讨论一般是同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相联系的。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发国债为核心的,财政赤字经常化。政府可以从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得到我少铸币税收受制于三个因素：经济增长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以及货币需求对通货膨胀和收入的弹性。     

西部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及效率分析

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小、城市投资和积累少、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多、环境投资少且污染严重,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西部资源型城市虽然在人均产值方面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但由于其经济结构单一,加上生产技术水平落后、高科技人才匮乏,其科技生产力效率落后于其他城市。西部资源型城市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主体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城市软硬环境,增加对人力资本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国债风险的识别及其财政政策效应

国债是财政政策的工具之一,具有"排挤效应"、"货币效应"与"收入效应"。国债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债务的规模是否超过国家的财力所能承担的范围。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适度规模的国债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新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出口贸易的发展对新疆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全国,但新疆的出口依存度、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对外开放度、直接利用外资能力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应充分挖掘出口贸易的潜力,大力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并加大引进国外资金力度,促进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一国或一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高低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该国或该地区国民经济的高效和协调发展。因此,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1979-2013年经济数据,采用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福建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均表明,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大,加大对第二产业的投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仅次于第二产业,而且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政策导向应以提高产业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回暖 扩大内需不能松劲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回暖趋向 ,但有效需求不足仍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能否解决好这个矛盾 ,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全局。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既是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举措 ,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战略抉择。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 ,无论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 ,都具有很大的扩张余地和增长潜力 ,足以支撑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良好局面。     

政府人力资本投资角色选择及其政策取向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投资的自身特性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不仅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组织引导者、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推动者、人力资本市场的培育者和行为规范者，而且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促进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理论创新——重大建设项目的区域经济影响评价

在我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因素中,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长期高于消费贡献率。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投资规模的扩大,对区域经济影响层次、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产业空间布局、社会收入分配、市场竞争、地方财政收支等方面带来了多重影响。对这些影响进行分析评价,是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面临的新课题。然而,迄今关于区域经济影响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甚少。亟需进行研究和规范。本文根据作者近年来为大型水电项目进行区域经济评价的实践,提出重大建设项目区域经济影响评价的基本原则、指标体系,并阐述了区域经济影响评价与国民经济效益评价两者的区别。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与78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控制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键影响因素设定基准模型,然后引入国家经济风险变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分组检验显示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模型,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测算了国家经济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