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厂商优势与FDI流出

本文在分析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要素禀赋和厂商优势,对该理论的H—M—B模型进行了扩展,理论分析表明,一国要素禀赋将决定该国厂商优势的特征,进而影响该国FDI的流出水平。当一国熟练劳动力要素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要素越丰裕,厂商差异化优势相对于低制造成本优势越强,厂商越倾向采取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该国FDI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该国FDI发展水平越低。     

FDI、要素禀赋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集聚,本文尝试探究检验中部地区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状况,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FDI对河南省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继而将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加入模型后,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着重加强对本地区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合理的利用FDI,不能盲目追求FDI的规模。     

服务外包由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解释的缺陷

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了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解释服务外包的缺陷存在的可能性,并结合比较优势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阐述了这种缺陷。     

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区域间贸易分析

区域间贸易,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还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贸易,都会受到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政策、历史文化因素、交通运输状况、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然而区域间贸易最为根本的因素乃是要素禀赋的不同,各个区域要素禀赋不同是区域间贸易的根本驱动力。本文在分析清楚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区域贸易的实际提出了基于要素禀赋理论视角的区域间贸易策略。     

FDI、要素禀赋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集聚,本文尝试探究检验中部地区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状况,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FDI对河南省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继而将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加入模型后,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着重加强对本地区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合理的利用FDI,不能盲目追求FDI的规模。     

农业供给要素不平衡不充分探究

农业发展面临供给要素分配不平衡、活力不充分等问题。针对农村劳动资源、土地制度、财政支农方向、农业经营组织利益分配等要素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等突出问题,在农业供给效率、农业供给抑制、供给成本等方面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注入新活力。     

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变化及其要素禀赋特征分析

文章通过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最高至SITC(Rev.3)四位数分类基础上的万余进出口数据,计算出了我国制造业各行业从1992年至2006年十五年间的比较优势指标,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变化的要素禀赋特征.指出劳动要素优势仍是我国制造业当前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劳动密集型行业仍是我国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行业,外资进入对制造业各行业比较优势具有提升作用.     

产品内贸易、FDI与中美贸易不平衡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产品内贸易模式、东亚地区对华FDI以及美国对东亚地区的FDI是造成中美贸易特别是高科技产品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果将这几方面的原因考虑进去,中美贸易不平衡远没有通常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大,并且在中美贸易中美方获益远高于中方。最后基于此结论,本文提出企业应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推进和修正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的建议。     

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贸易实践中适用性的经验检验

本文以2000、2003、2005年的进出口商品为样本,对其按要素禀赋进行了分类,并直接从要素存量的相对多寡出发确定出在理论上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最后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衡量理论和实际的一致性。结果显示,无明显证据表明中国的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对外贸易是顺应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但中国的出口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充裕这一优势,而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实施了限制。     

我国推进技术进步与发挥劳动要素禀赋优势两难冲突的解决路径分析

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技术,分析技术进步对劳动要素的析出是短期的波动,二者在长期中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并且,与很多呼吁放弃政府调控工资的结论不同,本文指出,可以通过工资水平这一桥梁工具来调控要素价格比率,以此实现兼顾促进技术进步的长远利益和避免短期就业的剧烈波动的目标,从而在推进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发挥我国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     

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与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传统经济学认为,地区间的资源要素空间分布差异是产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差异的产生归结于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认为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将形成中心—外围空间经济结构。以多地区自由资本模型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表明,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要素禀赋质量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市场规模因素,虽然要素禀赋数量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毕竟不起主要作用。由此,要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主要在于扩大落后地区的市场规模与提高要素禀赋质量。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波动周期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周期、变动幅度和周期走势。通过对20多年来数据的考察,证实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且短周期约为5年,中周期约为10年。其波动幅度在所研究的时间段内越来越大,波动速度越来越快。预测未来FDI将保持增长的长期趋势,较大的波动幅度会周期性地出现。     

税收竞争的空间相关性和FDI效应:一个实证分析

随着各地吸引外资程度的加强,税收优惠政策被政府广泛使用,从而被认为是吸引FDI的有效工具。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具有相似地理位置的省份在税收政策上具有税收模仿性,税收竞争呈现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是这些税收竞争在促进FDI上并没有显著效果,能够明显影响外资选址有效性的是市场化程度,而市场化程度的建设离不开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     

FDI是打破西部地区制度瓶颈的突破口

制度瓶颈是阻碍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FDI (外商直接投资 )的进入有助于促进体制改革、转变企业经营方式 ,带动民营经济发展 ,影响居民思想观念、促进技术进步、扩大市场规模 ,从而对地区制度变迁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西部地区应加快制度创新 ,改善投资环境 ,积极吸引FDI (外商直接投资 ) ,以此来促进西部制度变迁 ,使西部经济发展摆脱制度瓶颈的束缚。     

行业内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基于广州市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广州市32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对行业内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内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总体上是非常微弱,相反,竞争效应则能对内资企业提高生产率起到更大的正向作用。按照行业不同的技术密集程度,文章将这些行业分为高技术行业、中高技术行业、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分别予以检验,结果发现,技术差距越大,越不利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而竞争效应所起的作用越大;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的发挥只有在吸收能力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有积极意义。     

我国出口产业结构演变模式研究:1996-2006年

本文通过对出口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了出口产业结构演变的3种模式:累积渐变模式、多样化模式和突变(颠覆)模式,并建立了一个分析出口产业结构变动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入世前后(1996-2006年)出口产业结构的演变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6-2001年,我国出口产业结构演变以累积渐变模式为主,多样化模式为辅;2001-2006年,我国出口产业结构演变以突变(颠覆)模式进行,结构突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引进资源和技术。自主创新和本国要素积累在结构演进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服务业引资环境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重点领域。各地区服务业引资环境的协调发展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各地区服务业的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     

印度"外资新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新政策,并由此可能引发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就业创造效应和产业调整效应.与此同时,印度"外资新政"不但使印度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强劲竞争对手,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对外投资机会和区位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动态演变 ——基于城市数据的经验分析

借助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层面数据,本文研究了外资区位选择因素的动态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早期阶段,优惠的引资政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对于三大经济圈吸收FDI都有决定作用。近年来,政策的优惠已经不是决定这三大经济圈吸收外资的主要因素,集聚效应和基础设施,尤其是邮电通讯设施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用地成本过高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三大经济圈外资流入。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外资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是珠三角地区依旧是劳动密集型外资占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