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金融体系应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3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对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具有适用性和可行性。实证结果和信贷数据分析还揭示当前我国已出现信贷过速扩张,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风险凸显,外币信贷风险突出,这要求监管机构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强化人民币信贷管控的同时更要重视外汇信贷监控。     

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巴塞尔协议将资本和风险相关联,使得资本监管政策具有了内禀的顺周期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巴塞尔协议Ⅲ引入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经济上行时期积累逆周期资本,下行时期释放逆周期资本以吸收损失。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核心,是将信贷/GDP指标转换为逆周期资本计提比例。对此,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规范的操作指引供各国监管当局参考。本文在分析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基础上,对其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贷/GDP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银行业系统风险的累积程度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我国有较好的适用性。     

逆周期资本缓冲挂钩变量选择研究——基于金融周期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1998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测算并比较了基于三种挂钩变量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效果,发现不同挂钩变量的缺口值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根据其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时间和数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基于金融周期,本文实证检验了三种挂钩变量的合理性,发现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广义信贷余额/GDP"适合作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其他指标,建立适合中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     

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框架在我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

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和《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参照制定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框架,并视需要要求银行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本文采用我国银行业的数据,对该资本缓冲政策框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商业银行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构建

本文使用中国银行业2004~2013年季度数据验证信贷/GDP指标是否能运用于中国银行业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结果表明,构建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指标信贷/GDP比值在样本期内的波动与中国银行业信贷波动情况基本一致,该指标可以充分反映此期间信贷波动的实际情况。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偏离度(GAP)是预测中国银行业危机的有效指标。建立多元化逆周期资本监管机制,必须缓解最低资本要求的顺周期性,构建前瞻性的损失准备金计提制度,实行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即监管部门的逆周期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分析

2008年爆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主要区域经济联盟和国际经济组织发现微观审慎监管在应对系统性风险方面存在不足。为避免金融危机重演,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将成为未来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巴塞尔委员会推出了一揽子宏观审慎的监管工具,其中逆周期资本缓冲是一项重要手段,旨在平滑经济周期对银行的影响,实现金融稳定目标。本文主要介绍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概念方法和国内外实践情况,为国内应用这一工具提供参考,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逆周期资本测算方法,该方法不同于《巴塞尔协议Ⅲ》将信贷/GDP指标作为逆周期超额资本提取的参考基准,为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了一种新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依据发放相同数量贷款所需的监管资本不出现波动这一逆周期调整原则设置宏观压力情景,监管资本等于8%的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加上根据宏观压力测试结果计提的逆周期超额资本。实证研究结果及其相关分析可与《巴塞尔协议Ⅲ》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相互佐证。     

基于MPA体系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研究

基于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方法,依据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挂钩变量"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广义信贷余额/GDP"指标适用性不足,而"社会融资总量/GDP"指标更优的结论。运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构建逆周期资本缓冲指标体系,实证结果表明,CPI增速、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和广义信贷增速指标可以有效判断逆周期资本计提时机。     

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下的宏观系统性风险度量与风险识别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中国银行业和宏观金融风险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宏观系统性风险度量指标框架,以反映我国金融体系和社会整体的信用融资水平,以此作为逆周期缓冲资本的指导变量;在识别系统性风险状态和判断逆周期资本工具的应用时点方面,引入Markov机制转移模型对周期转变和风险状态的阶段性变迁进行识别,为风险判别和逆周期监管建立系统性的定量分析方法作为支撑。     

银行缓冲资本调节与资产风险变化——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52家商业银行2007～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GMM)研究方法,对中国银行业缓冲资本调节与资产风险变化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中国银行业缓冲资本调节与资产风险变化总体上互为正相关关系,对于缓冲资本水平低于4%的银行,两者之间则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对于缓冲资本水平较高的银行,可以考虑适当增加风险资产,以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对于缓冲资本低于4%的银行,其缓冲资本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建议资本监督部门以4%缓冲资本水平为参考,对中国银行业的缓冲资本水平进行具体的指导。     

资本约束、银行特质性与货币政策敏感性——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由于银行特质性的差异,不同银行对货币政策信号的敏感性不一样,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和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随着我国银行业资本约束的建立和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信贷行为也会发生调整,从而有可能加剧银行特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银行业资本约束的大背景,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 (GMM),将货币政策信号、银行特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状态有机统一起来,通过选取更具现实性的风险承担指标,对不同货币政策信号下我国银行业的不同风险承担状态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信号对不同特质性的商业银行的不同风险承担的影响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特质性的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敏感性大相径庭。由此本文提出,在资本约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货币当局应该考虑不同特质性的商业银行在面对货币政策变化时所作出的不同程度的风险调整,制定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并考虑与监管政策的配合和尝试监管手段的货币工具化。     

资本缓冲对中国上市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已成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关注的焦点。在宏微观审慎框架下,商业银行积累资本缓冲以抵御未来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资本缓冲对上市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提取资本缓冲对上市银行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稳健;资本的外部监管使得资本缓冲对绩效有显著的阻碍作用;银行绩效有显著的亲周期效应;资本监管平抑银行绩效亲周期效应的作用并不明显。     

资本缓冲对中国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审慎监管视角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资本缓冲如何影响银行行为更为广泛的关注。笔者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目标资本充足率,在此基础上检验资本缓冲对银行资产和资本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2年,资本缓冲对中国商业银行资产配置和融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资产缓冲较高的银行会发放更多贷款,持有更多高风险资产,但补充资本的激励不足;资本缓冲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取决于监管惩罚措施的执行,资本监管的"硬约束"增强了银行调整风险偏好、采用股权融资补充核心资本以满足外部监管要求的动力。笔者的研究发现为后危机时代监管当局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约束、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资本——基于中国53家商业银行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建立了一个资本约束加强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理论模型,使用2009年至2013年我国53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研究资本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门限效应,并对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资本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数量约束和资本质量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均存在门限效应。资本数量方面,资本充足率的门限值为11.95%。资本质量方面,核心资本占总资本比例的门限值为69.93%。当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占比低于相应的门限值时,加强资本约束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反之则会增加或不能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此外,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资本约束的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商业银行对资本约束的敏感性研究——基于对中小企业信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巴塞尔协议作为风险管理的指南已被全球银行业基本认同。然而,各国银行业在实施协议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运行却出现了若干未预料到的问题,这一现象引起了实务界和学术界对其负面效应的质疑,对中小企业信贷的快速下降就是其一。本文在将中国商业银行划分为不同资本特质性类别、并对其相应的风险偏好给予理论假说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各类银行对资本约束的敏感度,以及它们对中小企业贷款行为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资本充足性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对中小企业信贷紧缩的行为倾向,但由于各自资本充足率的状况不同,不同类型银行的风险敏感度,以及它们所直接表现出的对中小企业贷款速度和规模的调整以及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巴塞尔协议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实施方式的新思路。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国际传导研究--针对亚洲经济体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运用贝叶斯结构向量自回归(Bayesian SVAR)模型,检验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6个具有不同汇率制度的亚洲经济体的传导渠道。与此前该领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探索性地运用了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方法,以提高货币政策冲击的识别度。在"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的背景下,对大部分亚洲经济体而言,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在汇率渠道上的反应是相对微弱的,而通过利率渠道和外汇储备渠道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长时间维持的宽松货币政策虽然可能有助于增加亚洲经济产出,但会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失衡加剧。     

顺周期,还是逆周期? ——中国分类资本流动的周期特征及其变动研究

利用我国宏观经济及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数据,基于非参数bootstrap技术,对中国总体及分类资本流动的周期特征及其突变点前后的变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各类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特征具有异质性,总体、直接及其他投资流动净额及流入额具有顺周期特征,各类资本流动的流出额及证券投资则不具有显著的周期特征;资本流动突变点的发生通常会导致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加强及周期特征逆转.因此,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逆周期调节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优化配置实证研究——基于因素分析法北大核心CSSCISSCI

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配置不合理使我国外汇储备面临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资产贬值等一系列问题。在美元不断升值,欧元和日元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如何优化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外汇储备可以分为交易型外汇储备和配置型外汇储备,交易型外汇储备主要受到风险和收益因素影响;配置型外汇储备主要受到对外贸易结构、外债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和汇率制度安排等因素影响。文章基于因素分析法首先从各影响因素出发,分别测算最优的交易型外汇储备和最优的配置型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然后从外汇储备需求的角度考虑这些因素在外汇储备中的权重,从而确定出我国外汇储备最优币种结构,以纠正我国目前外汇储备币种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三元悖论还是二元悖论——基于跨境资本流动波动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周期取代全球失衡成为国际金融研究中新的焦点,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的争论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热议的话题。本文重点研究了汇率制度在全球风险冲击影响跨境资本流入波动中发挥的作用,基于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的视角探讨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首先,本文使用因子模型对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入波动数据的共同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入波动率呈现出高度一致性特征,共同因子的解释程度达到80%左右,且全球风险变量VIX与共同因子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其次,本文使用面板模型回归的方法对跨境资本流入波动数据的个体特征进行分析,特别是不同的汇率制度选择对跨境资本流入波动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全球风险水平较低时,浮动汇率制度对跨境资本流入波动率具有削弱作用,而随着全球风险水平的提高,浮动汇率制度对跨境资本流入波动率的削弱作用减弱。最后,本文分别从测量误差和模型设定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浮动汇率制度对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率的缓冲作用依赖于全球风险水平,是介于三元悖论与二元悖论的中间状态,在全球风险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我国不宜过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