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社会互动中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网络空间的发展加深了国家政府、全球市场和全球社会的融合,也推动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从"自治论"到"巴尔干化论"的转变。基于全球信息环境的回归、世界政治的竞争逻辑以及网络空间日渐上升的现实挑战性,国家逐步跻身于网络空间的管控和治理。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体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中出现了分化和组合,网络空间出现了不同的阵营分化。作者提出并分析了四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分化组合方式:利益共同体、竞争共同体、身份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阵营分化的表面原因在于:一是对目前治理现状的不满,二是基于现状基础上各行为主体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观点分歧,例如对权力布局现状、制度行动者、制度形式和制度延伸性等的争论。而阵营分化和观点分歧最本质的原因则是各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权力和利益的较量,即网络空间出现的"权力流散"和利益竞争的结果。作者最后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有效治理模式将是能够平衡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     

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类面临的困境与风险史无前例地交织和凸显,全球治理已不能"一切照旧"。目前,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碎片化,即主体多元、过度竞争、议题增多、制度阻塞加剧、规范冲突和知识失效。治理困境纾解需治理网络或者说"地球系统治理",世界城市作为具有诸多特殊功能的空间地理区域凸显。其实,世界城市参与全球治理既是机会也是义务,通过对国家权力不成比例的集中和对世界城市网络的构建,实现了对国家的适度"脱嵌"。然而由跨国生产者服务业企业构造的城市网络并不能覆盖全部治理需求,城市网络纳入更多构造者成为必需,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信息企业,而流动空间将它们相互啮合。流动空间的横向自发链接使以城市为载体的诸多类型行为主体成功搭建出了制度化、程式化的全球政策网络,由此,城市获取整合、综合和扩大三重效应的同时也嵌入到治理体系。世界城市网络和全球政策网络的形成提出了城市外交需求。城市外交对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能够提供公共物品,镶嵌到国际制度并深度治理,创新、扩散和深化规范。     

从危机管理到风险管理——网络时代的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转型研究

文章基于网络社会的风险特点以及地方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重点研究了网络时代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提出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应当尽可能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合作,推动从传统的单一社会治理走向现代的多中心社会治理,建构包括地方政府、网络企业、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内的新型双向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观念政治视野下的网络空间国家安全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互联网成为新时期全球核心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国家安全逐渐成为全球性议题。对于网络安全与网络空间国家安全的属性,学界和政府部门存在着技术属性论与社会属性论的分歧和争论。作者主要从社会层面考察网络空间国家安全,具体分析思路是:在理论层面,引入并修改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观念政治"视角,从国家安全的领域分析和网络空间国家安全议题的轻重缓急两个层面入手,阐述观念政治与网络空间国家安全对接的框架与议题;在经验层面,从观念政治角度考察网络空间中国政治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挑战,中国主要面临网络空间美国软实力的竞争和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挑战,面临着国家分裂等势力在网络空间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面临部分中国网民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言论的挑战,它们考验着网络内外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与观念的引领功能。这一分析架构与基本观点能为中国构建自己的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些许启示。     

后斯诺登时代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网络空间中,不同行为体之间占有的资源与拥有的能力处于不对称状态,因为这种不对称,数据主权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基于数据主权的能力竞争,已经成为当下国家间能力竞争的最前沿。这种竞争旨在实现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塑造全球网络空间行动准则这两个主要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整体来看,是并行不悖的,尤其是对大国而言。推动这种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体系层面,即全球生产力的深刻调整与变迁。因为如此,这种竞争的出现、发展和加剧都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各个行为体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才能准确把握后斯诺登时代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任务,并形成与之匹配的整体性战略,探索并确立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和需求的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在此过程中,包含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支撑技术与标准、核心资源等实际分配与有效使用等领域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调整,将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领域,也将成为网络空间新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     

高度关注我国的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空间的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效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和责任。当前,网络空间已被视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各国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多个国家纷纷制定网络政策,提高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打击各种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网络空间治理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简析美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

资本主义扩张的源泉在于有无穷广阔的市场来为其资本提供可伸缩的空间,成果便是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美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集政府战略部署、法律法规支撑、机制组织保障和军事打击辅佐于一体,是一张覆盖海外金融、经贸市场、能源资源、经济情报的巨大网络。在国家战略的宏观指导下,国际或者区域性金融经济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不断满足美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需求;同时,国家间双边协定以及由美国国内延伸出来的新型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组织愈发成熟与完善。纵观美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的历史与未来,模式翻新与机构多样是政府宏观指导与市场自由运转的完美结合。然而,有着"殖民内核"的旧机制深化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战略疑虑;新兴国家崛起必然冲击美国现有的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美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家“归来”:自治失灵、安全化与互联网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与以"去中心化"为根本特征的互联网架构设计相一致,"去国家化"是互联网发展与互联网治理初期的主导声音。然而,最近20多年的互联网治理历程却显示,"没有政府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并没有实现,相反,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全球互联网治理机构中的国家力量上升、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互联网治理竞争加剧、国家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加大。为何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地位未降反升,原因有两点:首先,在互联网商业化背景下,互联网应用范围的迅速扩大引发大量公共问题,以"去国家化"为核心的互联网自治模式失灵,因而需要国家积极干预和应对,而且国家也具备干预和应对的偏好及能力。其次,互联网在近些年来日益安全化,国家间网络安全竞争愈加激烈,网络安全问题上升为一种"存续性威胁"。互联网的安全化为国家采取非常措施来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提供了合法性,同时也直接促使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高。     

产业网络化的系统经济学解读:以计算机全球生产网络为例

本文基于系统经济思想构建了技术、制度与产业组织协同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计算机全球生产网络形成演变过程进行再解读。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体现在要素全球流动与柔性生产的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形成以模块化生产和网络治理为特色的新技术制度系统;新技术制度系统促进产业组织创新——产业网络化,其空间响应的结果是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并通过对全球生产网络空间竞争性的分析引出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城市、城区)战略的关注,并得出启示。     

中日美家族企业比较:基于文化的视角

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美国文化,成就了美国企业以个人分散持股为主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自由竞争式雇佣模式、以企业为重心的传承模式以及自由放任式的政企关系;以"家"(社团)为中心的日本文化,形成了日本企业以法人持股为主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家庭温情式雇佣模式、以家业为重心的传承模式以及企业与政府间或紧或松的政企关系;而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则形成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模式、"差序格局"式雇佣模式、以家族为重心的传承模式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寻租与被寻租的政企关系。中国企业在选择发展模式上,一定要注意文化的相适性。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赣江新区跨区域环境治理困境和协同机制探析

作为横跨南昌市和九江市的赣江新区,其存在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环境治理投入支出不足、属地主义的行政区划分割和生态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本文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民众及其组织的多中心环境治理体系,并在描述各主体协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构建流域主管部门和流域相关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的跨区域流域综合管理(IRBM)模式,从而研究赣江新区政府、企业和社会民众及其组织之间的协同路径。其目的是为相关决策者提供进行产业升级、构建协同化的"河长制"、建立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保障制度和成本与收益的共担共享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

互联网及互联网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新兴领域。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与组织正处于转型之中。通过梳理互联网领域的模式变迁与制度动力,窥探治理行为的基本逻辑,能够洞悉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建设动向。同时,重新审视和辨析"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制度战略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的可能路径。互联网全球治理制度的重构应该从观念层面、法律层面和具体组织层面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治理。其中,观念层面是基础,直接决定了互联网治理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制度。互联网领域的公约与条约则是重要的法律保障,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具体负责治理实践的开展。中国要从互联网大国转变为互联网强国,成为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建设,并未雨绸缪地全面思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战略,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

在网络化进程蓬勃发展的国际背景下,网络政治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与组织功能,通过蝴蝶效应以及网络活动主义途径作用于国际关系。除了财富外,网络政治在国际关系的权力、身份、规则象限中都有其存在形式。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并未超越权力政治,但网络时代的权力分配、权力范畴与权力性质却发生了一定改变。互联网使人们的思维结构与身份认同发生改变,世界不再仅仅以国界划分,而是辅之以认同划分。传统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忠诚对象的地位被弱化,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各种行为体在重新平衡。信息网络还对国际制度转制、改制和创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信息革命中崛起的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体不再屈服于强权政治,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互联网的无政府状态特性、主权超越性以及技术影响不确定性都呼唤着网络政治的全球治理的出现,但是制度行动者、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文化的限度决定了信息技术与制度互动的有限化以及网络政治的全球治理困境。     

析赛博空间的人际交往

"赛博空间",又叫"网络社会"或"网络空间",是运用计算机技术把全球的人、机器、信息源都联结成网、包含着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内容的新型空间.赛博空间的人际交往是一种亟待深入研究的新的交往方式.     

保守主义思想回归与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调整

特朗普执政后,保守主义思想的回归引领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转向。“美国优先”和传统共和党保守主义两种思想自上而下的调整与“黑客干预大选”事件自下而上的驱动共同推动形成了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联邦政府各部门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全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主要表现为网络军事力量发展更加激进,并且试图突破“主权”限制,通过“持续交手”“前置防御”将行动空间拓展到他国主权范围;网络外交地位明显弱化,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网络外交陷入低谷,并消极对待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国土安全防御一改过去“虚大于实”的状况,定位得到了明显提升;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成为网络安全战略的新领域,引发了大国之间围绕供应链安全的激烈博弈。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调整能否获得预期的战略收益还很难说,但一系列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单边主义让美国陷入了双重网络安全困境,进攻性网络行动增加了大国冲突风险。对外交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地位的弱化则加剧了国际秩序失范。作者旨在从特朗普政府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调整入手,通过分析其背后的保守主义战略思想源流,并结合网络军事、外交、国土安全、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等领域的实际政策调整进行论证,对特朗普政府网络安全战略调整的影响进行评估。     

网络组织与中国生态治理

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生态问题具有广域性、整体性和时滞性,其治理是一个动态、多维的时空概念。网络组织是基于合作机制的新型组织模式,网络化协作生态治理有助于从整体景观保护的视角建立多元化主体、多层次推进的治理路径。基于美国景观保护LCC网络的经验启示,结合当前我国生态治理进程的成效与问题,提出网络组织模式下的中国生态治理路径建议。目前中国生态治理主要为自上而下驱动的过程,建议立足于景观尺度,通过跨部门协作制定网络化协作生态治理国家战略、建立基于人大立法的网络化协作生态治理政策制度、建立和共享景观尺度的生态治理数据库以及探索建立基于合作网络的生态治理改革试点等治理路径,提升新时代我国生态治理能力。     

全球网络空间的脆弱稳定状态及其成因

随着人类社会与网络空间高度相连以及大国竞争加剧,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意义日益凸显。然而,当前网络空间处在介于稳定与不稳定之间的脆弱稳定状态,即网络空间总体和平,但各种网络攻击不断,缺乏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导致安全问题泛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网络空间广泛存在的安全问题以及公共产品短缺为大国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操弄网络空间公共产品提供了便利。这些做法包括利用公共产品私物化、采取零和博弈思维和进攻性网络战略作为推行其自由民主战略的工具、强制或胁迫他国的工具以及歧视和排他性的工具,最终将导致网络空间面临失序的威胁。以“棱镜门”为代表的全球监听计划、“清洁网络计划”和“震网病毒”三个案例分别从制度安排、合作规范和攻防平衡的角度揭示了网络空间的脆弱稳定特征。随着大国博弈日趋激化,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脆弱性将持续上升。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以主权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以及建立信任措施是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重要保障。     

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基于加拿大的考察

中等强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拥有诸多共性的同时,也因国情和传统不同而各具个性。从较长历史时段看,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观的影响更为基础和深远。作者以加拿大为例,分析了这一典型中等强国的国内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它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它对待非政府行为体的态度以及主权观和人权观等三个全球治理观察指标,探索了加拿大追求妥协的渐进式政治发展历程、多元主义文化和对美国复杂矛盾的心理这三者构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与其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通过比较,归纳出加拿大全球治理的三个特征,即"依附型多边主义"、宽容尊重非政府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权利以及平衡运用主权和人权观念,为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观分析提供了一个个案。     

从碎片化到协同:农村垃圾的治理

在传统的农村垃圾"碎片化治理"的模式下,本文认为实现农村的良性发展,除了权力主体积极参与的动力因素外,还要有高效有序、协同互动的运行机制。实际上,各类利益组织也在以积极的参与姿态营造着农村的现在和未来。本文在协同治理的视阈中,探讨农村垃圾协同治理的可能性以及试图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市场运作为基础、多中心治理主体(政府、企业、农民、农民自组织、媒体等)互动合作的农村垃圾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