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的探讨

税收负担问题始终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进行税制改革至今已有9年,宏观税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将对经济产生影响,并由此而引发税制改革等问题。     

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与改革

对当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证实表明,我国宏观税负的提高只是一种恢复性增长,税负没有偏重,在世界上仍处于偏低水平,税收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主要基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及由此引发的税基扩大。为提高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对我国的税收负担和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     

我国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的相关分析

宏观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低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的发展态势,指出宏观税负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税制结构存在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税制结构的对策建议。     

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研究

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出发，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讨论国际经济因素对一国家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从而对研究“十五”时期我国宏观税负的确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经济支持。     

中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分析判断

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提出前后的10年(1987年～1996年)间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趋势,指出宏观税负总水平呈下降趋势,而政府预算外收费则呈上升趋势;探讨了确定中国宏观税负模式的基本思路,认为正确的途径只能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确定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并对双元结构财政模式下的公共财政规模进行了理论界定,进而提出了中国宏观税负理论模式(MT=A±B);根据本文提出的宏观税负理论模式对我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进行了分析判断,认为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介于18％～24％之间可能是比较客观的。     

1927～1936年中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

宏观税负体现了一定时期内一国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能力,传统的观点认为我国近代时期税收负担沉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我们利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年间的最佳宏观税负进行了测定,然后与当时国民经济所承受的实际税负进行对比,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结论.     

我国宏观税负的合理范围与实际水平研究

宏观税负的高低,不仅表明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分配中集中程度的高低,也表明政府社会经济职能和财政功能的强弱。合理确定宏观税负水平,对于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增强税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实现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应与其政府履行其职能对财力的客观需求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考量我国宏观税负的实际水平时,必须考虑事实上存在的视同税收收入。     

宏观税负、税制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

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过程中,我国宏观税负有所提高。但宏观税负提高是政策性增收效应引起的,考虑到我国税制尚不成熟和税负分配的结构因素,则宏观税负提高不会抵消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我国税制仍存在不利经济增长的消极方面,因此,税制需要进一步改革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税收作为政府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主要方式,税负的高低不仅影响社会产品分配比例和结构,也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政府消费和投资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在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仍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首要目标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整体赋税水平有利于财政调控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估计

税负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政府职能能否正常履行,而且影响经济发展。宏观税负客观上应该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及完善过程中,宏观税负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财政自身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本文以1993-2006年为实证分析区间,估计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为23%-30%。我国的宏观税负已处在最优区间,目前首要问题是对财政分配秩序的调整与完善。     

中国宏观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

在最新的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本文编制了2007年中国宏观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本表的显著特点在于:一方面,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统计口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表中相当一部分数据由年鉴中直接获取而不再采用估算值;另一方面,采用平衡项的处理方法可使结果得到极大的改观且保持初始信息的完整性,从而避免了以往SAM平衡方法可能会引起的系统整体数据混乱的状况.该项研究不但为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全面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库,而且为进一步编制SAM细化表打下良好的数据基础,同时为拓展SAM乘数分析及结构性路径分析、以及开展CGE模型的建模与应用提供了依据.     

论虚拟经济下的宏观调控

虚拟经济是从货币的运行领域作出的概括,而资本市场则是货币虚拟运行的具体表现,即是虚拟经济的具体表现。因此,资本市场的活跃就是虚拟经济的活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更大力度地发挥活跃的资本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而另一方面,在虚拟经济性质的资本市场运行中,经济的稳定性更需要给以高度重视的。但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不论是长期的稳定,还是短期的稳定,都必须是市场充分活跃的稳定,而不能是僵化的稳定。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国家对资本市场的调控应是宏观调控的重点。但这种宏观调控并不是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运行要求的。宏观调控虚拟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为实体经济运行取得良好效益服务的。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对资本市场宏观调控的要点包括:大力推进企业债券市场迅速扩容,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彻底地改造股票市场以及按照银行业国际惯例规范借贷市场等。     

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其对策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国际金融动荡加剧之势尚未缓和，全球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还在增加；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显重要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受国际经济影响，中国经济也出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出口明显萎缩、增长势头减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促进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救急的措施是：减轻税收，投资拉动，降低贷款利率和实行金融创新，加大出口退税力度，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长远的考虑是：宏观经济应由“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主导型”，调整产业结构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技术创新和节能环保为重点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推进体制创新为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论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本文对目前不少教科书或专著在微观经济学和宏现经济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阐释错误或表述不准确进行了分析、矫正。认为价格变动比率等于需求量反向变动比率时，价格变动会导致企业生产收益不变的表述是错误的。显示性偏好理论的有关表述也欠妥。某教科书关于消费者剩余的说明是错误的。对子哈罗德模型中的自然增长率进行了推论，弥补了不少教科书的不足。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选择和优化

政府税收收入规模过小难以保证其履行职能的资金需要,而政府税收收入规模过大又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因此科学理性地确定一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就如何界定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及其优化途径提供了相关的建议。     

中国宏观健康生产函数:理论与实证

本文从宏观上构造了中国健康生产函数并对其进行检验.健康生产函数的单因素分析表明,人均GDP对健康的贡献有限,表现出很强的时滞性和对其他变量的依赖性.全因素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后,健康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经济因素对健康具有促进作用;(2)社会因素中,城市化率提高促进了健康的改善,女性比例的提高反而降低了健康水平;(3)卫生因素中,医生和门诊的增加引起健康水平总体下降,而病床数起到了改善健康的作用,疾病预防对健康正贡献的时滞性减弱;(4)教育因素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明显;(5)生活因素对健康表现出一定的负贡献.     

中国通货膨胀周期回顾与宏观政策启示

本文对1978-2008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进行周期性划分,阐明了各个周期内通货膨胀的成因与特点,并对2008年以后中国宏观政策的取向进行评述,提出在新形势下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的策略,应该从偏重于"抑制通胀"转变为"抑制通胀与防止衰退"并重,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权重搭配上,重新探索政策调控的最优组合点,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与预见性.     

宏观管理与货币信用关联:因由我国情境

在同时存在准备金制度要求和宏观审慎管理(以及金融监管)的情形下,商业银行最终放贷数量理论上遵循"短边原则"。随着宏观审慎管理(以及金融监管)框架的不断完善,其对货币信用创造的影响将更趋复杂,需要不断修正传统货币银行学的一些前提假设、推导过程甚至是最终结论;同时应更加密切地关注现实宏观经济情况的动态变化。     

试论人力资源成本资本化在宏观会计中的运用

一、人力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源会计西方人力资源理论起源应当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第一篇、第二篇中明确指出了收入的三个来源：劳动、资本和土地。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财富的主要办法。这一理论对西方经济理论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当代经济学家在研究一国经济增长原因时，更进一步认识到人力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欧文·费雪（Ｉ．Ｆｉｓｈｅｒ）认为劳动能够提供预期的服务和利益，是有价值的，是资源。舒尔茨（Ｔ．Ｗ．Ｓｃｈｕｌｔｚ）认为人力资源是…     

建设可规则性调控总量和结构性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探索与深圳实践

为低成本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中国启动了七省市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可规则性调控配额和结构性交易机制，是适应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碳排放交易模式。深圳借鉴欧美等成熟碳排放交易体系经验，立足于深圳实际，大胆进行理论和方法创新，以遏制需求和控制增长为出发点，建立了“四种类型，三个板块”的可规则性调控总量和结构减排的区域型碳排放交易体系，有益于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交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