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1985-2007年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对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健康投资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工资性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各变量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中,教育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迁移投资次之,健康投资的影响为负.文章还对以上结论做出了解释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土地确权与农民收入:机制与实证

土地剩余控制权的错配扭曲了农户的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和土地流转投资,降低了非农就业稳定性,成为农户收入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藩篱。为了探讨土地确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和2015年农户调查数据,评估土地确权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将土地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农户,保障了农户土地关系专用性投资权益,从而增加了农户的经营性收入;保障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投资权益,增加了转出户的租金收入和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显著提升了农户非农就业稳定性,增加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文章的政策含义在于将土地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农户是更有效率的,要充分释放土地确权的制度红利,建立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劳动力流动:总体效应与结构差异

文章基于托达罗"城乡人口流动模型",引入人力资本投资函数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动态均衡分析,并采用中国1997—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教育投资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贡献最大,而西部地区贡献最大者则为农户迁移投资;城乡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增加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健康投资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存在区域异质性。根据地区差异有针对性促进农户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和结构优化、突破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瓶颈,有助于促进城乡劳动力良性流动。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减贫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

全面脱贫之后,我国扶贫重点目标变为解决相对贫困,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四期数据,分析对比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在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的效果,实证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在相关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均有利于促进农户减贫,防止返贫;对农户减贫边际作用最大的人力资本是经验,其次为教育;在教育与经验促进农户家庭减贫的过程中,非农就业起到了中介作用;在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教育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经验。因此,未来仍可通过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有效防止农村居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要素市场改革下农户非农就业的增收逻辑

非农就业能否继续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本文从要素差异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收入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基于2012年、2014年和2016年CFPS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边际效应及群体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会通过改变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其家庭收入,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明显。参加非农就业会促使农户租出更多土地,同时在农业中以资本代替劳动,进而实现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重增长。农户家庭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从数量型转移到人力资本型转移的转换过程,这使得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增收的边际效应存在“倒U型”趋势,当家庭非农化程度很低或很高时,非农就业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具体来说,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非农就业对非农收入的提升效应先升后降,对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持续下降,对总收入的提升效应亦是先上升后下降。要通过非农就业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努力实现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同时增加的“双引擎、双保险”模式。     

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笔者2006年于山东、安徽、四川三省所作的实际调查数据，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对非农收入的影响。在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的前提下，本文采用Heckman备择模型估计了不同人力资本指标及个人特征变量对非农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经验等人力资本变量对非农收入都有显著的影响。健康对非农收入的影响虽然不十分显著，但其对于非农就业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些结果说明，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民提高非农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农民非农就业迁移中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要性——基于缩小收入差距的考虑

解决农村收入差距过大最根本的办法是促使农民非农就业迁移,增加其工资性收入.我国目前进城农民已呈现出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在此过程中,进城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其实现就业,获取收入有较大影响.当前政府对进城农民提供人力资本培育机会非常关键,因为教育机会(同迁移机会、进入市场机会一样)的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

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及其就业能力的提高对于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性别视角,本文首先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对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与非农就业收入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就业能力的政策建议.     

卷首语

实现可持续的公平的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都需要我们采取一系列反贫困行动措施。本期刊发的文章中 ,沈小波、林擎国分析了人们对贫困的多元性认识 ,强调反贫困既要注重物质资本投入 ,也要注重人力资本建设 ;既要完善公平的分配制度 ,又要发展保护私人财产的有效率的市场制度。人力资本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完善对于反贫困正是具有这样的多重意义。伴随经济社会发展 ,在我国大多数地区 ,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贫困地区 ,通过劳动力迁移获得的非农收入已经成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最重要手段。都阳…     

东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比较分析

本文在区分广义人力资本投资与狭义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上，根据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具有的双重性，证明了可以采用消费函数来分析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表明，农户在狭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东部与西部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一致性高于东部与中部地区。本文分析的政策含义是，为保证对农户收入有决定性意义的狭义人力资本投资，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管理体制和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减少农民非生产性支出负担，降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     

人力资本投资博弈分析

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和就业迁移等形式的投资所形成的凝结在人体之中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等价值,这些价值能够给社会群体带来经济价值,同时也能够给个人带来未来收益。人力资本的概念说明了人们在教育和培训等方面进行自我投资的事实,通过提高终生收入而增     

教育、健康与农民收入增长——来自转型期湖北省农村的证据

本文利用经济转型期湖北省农村的有关时序数据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多元协整方法,通过求解农民收入增长与教育、健康的长期均衡关系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收益做出了比较有效的估计.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和健康投资不足确实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将会极大地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并由此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金融是农村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的关键。利用安徽省1998—2013年的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VAR模型对金融发展和居民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效率指标和农业投资力度均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着正向作用,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能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是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农户经济林经营行为的影响——基于退耕还林政策调节效应的分析

经济林兼具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我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结合农户个人禀赋和退耕还林政策两个方面,研究在农村劳动力迁移背景下人力资本与农户经济林经营行为的关系。基于2018-2019年在陕西省和四川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条件混合过程方法探究人力资本对农户经济林经营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农户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农户参与经济林经营,并呈现出倒U型的特点,拐点为7.98年。（2）退耕还林政策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调节效果越强,参与退耕还林的农户拐点为9.18年,高于未参与农户的6.29年。（3）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收入效应较弱,替代效应并不显著,退耕还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功能的缺失。人力资本对农户经济林种植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内生动力不足,因此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林发展仍需政策引导。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给出政策启示：一是重视林业专业技术培训,加强人力资本对经济林产业的促进作用;二是加强政策引导作用,通过模范带动的方式,促进人力和资金投入经济林产业;三是增强市场服务和农机普及,以降低劳动力流失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汉平原稻农为例

本文在回顾农户非农行为理论和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利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劳动力教育程度、非农活动的从事地点和所从事的职业及农户耕地面积对劳动力的非农收入影响显著，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土地市场化对其收入与财产的影响

农户能否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关乎新农村建设成效。本文采用枚举法与灰色关联度分析农户收入和财产增长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户可以分为离农户、兼业农户(以农为主或以非农为主)、纯农户和无地户4类。4类农户家庭收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家庭承包地农业收入R1、非农工资收入R9;农户家庭财富增长主要取决于家庭承包地B1、宅基地B2和村民住房B5的市场化程度及价格高低。土地收入对农户家庭的经济和保障功能减弱。至2020年,农户家庭与农村土地剥离已经基本具备条件。除非增加纯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否则纯农户的收入水平会逐步降低;兼业户和离农户收入与财产增长取决于非农工资收入和农户土地财产市场化水平。建议引导离农户退出土地、兼业户出租土地、纯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户土地财产价值化程度和农户土地财产收入能力,只有这样农户的中产阶级梦想才有希望。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再检验——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调节效应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分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与效果已得到学术共识,而关于两者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联合作用机理与效果仍有待深入探究。本文运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1)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且对使用深度的强化效果最明显;(3)在各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信贷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强化效果最为突出。因此,在借助数字技术赋予农户享有金融服务权利的同时,要格外重视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他们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获取能力与利用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农地"两权分离"之后的又一大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民增收。以此为基点,文章对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进行理论与实践分析。理论上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是基于农地流转市场的两端连接着农地流出农户与农地流入农户,农地的流出农户通过农地流出与非农就业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农地的流入农户通过农地流入达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农地"三权分置"实践并没有达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目标,农地所有权的长久不变具有稳定农民收入增长率的作用,但不具有增收作用,农地承包权的长久稳定只具有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农地经营权的活化只具有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国家在将农地产权让渡给农民的过程中,应逐步提高农民的自我权利配置能力,比如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集体林权改革制度下农户劳动力分配情况分析——基于辽宁省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辽宁省5个县农户2000、2006、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林改前后农户劳动力分配变化、产权安全对农户就业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林改后随着户均林地面积的增加,农户增加了对林业的投工,林业生产与非农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但随着农户年龄、教育水平的增长,非农就业,特别是工资性劳动的投工呈增长趋势;产权安全的增长对农户加强林业生产有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