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房价上涨与消费抑制

本文认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是中国房价上涨和居民消费下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首先,我们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获得了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在控制了货币增长(通货膨胀)等因素后,可以发现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对房价上涨和消费下降有显著的影响。为了增强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分权和房价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机制上确认了财政分权对于房价上涨和消费下降的重要性。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对H.Davoodi,D.Xie,and H.Zou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1986-2004年间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中国财政分权、户籍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对1985—2009年中国大陆25个省份的财政分权、户籍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户籍制度对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作用。通过研究发现,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显著,且户籍制度不但削弱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加重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此外,户籍制度还使得省以下财政分权中的部分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了逆转。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二维作用机制研究

目前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以barro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及davoodi和zou在barro模型基础上得到的多级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这些理论模型虽然精确刻画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但是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实证研究模型却存在两个缺陷：首先,只能从财政支出角度描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不能反映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文章从财政职能角度入手,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分为资源配置效应和制度环境效应,并分别将其通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来反映。这样就建立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二维实证研究模型,解决了文献中实证研究模型理论基础的两个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效应研究综述

1956年Tiebout提出财政分权和地区间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推动经济增长后,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关注。Oates（1972）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积极作用,而Peacock和Wiseman（1961）则认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在时间的演化上并没有简单的单调关系。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和制度创新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的决定因素（Lin和Liu,2000）。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原因研究。     

关于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政策有效性的探讨

我国的税收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主要是得益于分税制的改革.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性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将会带来企业税负也随之升高,这一现象一般表现在非税收保护公司.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但是这种降低也只是对于非税收保护公司起作用.税收政策对于稳定经济是有限的,可能面临财政当局主观臆断,造成更大程度的经济波动.政府要适度的使用宏观调控来调节我国的经济.关于财政分权、企业税负与税收有效性的探讨此文基于财政分权制度的角度,为中国现阶段税收高速的增长做出了制度层面的诠释,充分的拓展了财政分权制度带来的经济后果、税收增长的因素与税收政策有效性等领域的研究.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县级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财政分权模式选择研究

自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财政分权在保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一些与财政分权体制相配套的辅助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省以下改革相对滞后,降低了财政分权体制的实施绩效。推进县级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合理而持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还可在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发展、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

通过对我国28个省份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考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以及与金融联系紧密的财政分权对于这种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而财政分权对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各不相同,其中仅在东北地区和西部有利于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他地区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考虑了金融政策因素,以及经济的非国有化等反映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量对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论财政分权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以往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判断往往仅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投资过度两个层面,这是不全面的。以制度变革方面看,中国式财政分权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投资两个层面而引发通货膨胀。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分税制改革有助于减轻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引发了通货膨胀的上升,而贸易开放度则抑制了中国通货膨胀。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分权、政府投资与房产价格——兼议中国式分权的代价

中国的财政分权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为了验证房产价格是否受到财政分权与政府投资的显著影响,本文采用2000年至2010年中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价、通货膨胀、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变量后,财政分权与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当地房价仍具有显著影响,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了房价的上涨。稳健性检验结果还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地区效应与时间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对外开放与财政分权:一个交互影响的视角

本文以1997-2014年中国省一级的数据为样本,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实证检验进出口贸易、FDI与财政分权之间的交互影响效应,从而识别出对外开放与财政分权的复杂关系.结果显示:进出口贸易不利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但FDI有利于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则有利于FDI水平的提高,但不利于进出口贸易额的提高.财政分权与FDI存在正向交互关系,而财政分权与进出口贸易存在负向交互关系.本文的政策涵义是:过度财政分权与过度对外开放均不合理,存在一个分权与开放的合理区间,确保二者的良性互动.为此,应进一步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管理,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有序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发挥FDI和进出口贸易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的波动是对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合理的刻画,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的根源.利用1994-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具有双面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中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根源是分权体制本身.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繁荣期都采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正是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财政分权、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

以往研究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若干实证分析文献大多忽略基础设施的作用.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不但具有基于制度层面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综合使用因素分析法和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且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但上述两类分析均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弥补了传统的估算方式因忽略基础设施而低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不足,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政府优化地区基础设施的结构投入提供了的理论依据.     

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

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财政和环境的分权治理并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有利于降低中国环境污染水平。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和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改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分权改革面临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财政分权从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应修正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因此,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深化财政分权改革的同时,控制地方政府规模,优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降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经济成本,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