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约束自己

政府改革,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按“谁请客谁买单”的原则,约束政府行为。政府是仆人前年暑假,我到南方某钢铁企业去调研,听说了一件事情,让我感慨万千。这个企业有一座炼钢高炉,已经过了报废的年限。领导层决定自筹资金,另外建一座新高炉。但报告打到     

丁学良：政府改革与经济改革须携手并进

一个地方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改革的力度。而在这方面, 广东有条件一马当先, 在未来20年中继续领跑中国。     

行政审批改革：政府的自我救赎？

山东各路神仙打架，企业遭殃。从2001年4月以来，济南市技术监督局开始进入建筑施工现场对塔机进行安检，与建筑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站一起形成了两家检测、重复收费的局面，致使许多施工单位无所适从，疲于应付，苦不堪言。由于政府部门争权夺利，导致济南市的建筑施工现场发生     

中国改革三十年：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这三十年的法治改革,走的是一条从人治到"刀"制的法制,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转型之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是三方面的社会转型,构成一个大的社会转型的过程。第一个转型是经济转型,指从原来计划的、管制的统一僵化的体制转向一个宽松的、有弹性的相对自由的体制;第二个转型是政府的转型,是指从高度计划体制下的全能政府,转向管制型的政府,     

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中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作用的良性互动

本文认为,现阶段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实现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作用的良性互动;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政府根据农民主体的实践制定相关政策、法律,再进一步指导农民的土地经营改革实践,其中政府为改革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是重中之重;农民的主体作用则体现在积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践,探索土地改革的新途径,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在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的实践中解放、发展农业生产力,增加收入,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改革成功与否要看公共风险是降低了还是扩大了

当前,有关我国改革发展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涉及自然、经济、社会和国际等各个方面。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叉,容易造成＂不确定性叠加＂从而遭遇完全陌生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时期摆脱思维惯性与传统模式,从一个更宏观、更富有创新思维的视角去探寻和应对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挑战。     

乡镇改革的核心是重建政府公信力

农业税取消结束了近2000年的“皇粮国税”历史,农民负担减轻了,乡镇压力变少了。但税费时代产生的以干群关系紧张为特征的乡镇治理危机并未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过去被税费掩盖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浮到面上。乡村组织运转更困难,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缺失更严重,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更明显,乡镇的社会动员能力仍在下降。自利性目标使乡镇政府成为与民争利的不受欢迎的政府。乡镇财政包干制度确立以来,乡镇政府的创收渠道五花八门,乡镇政府及乡镇干部,不管是收税还是收统筹提留,或者是搞计划生育,甚至集资搞公益事业,无不将自身的经济利益夹带进…     

政府意志与经济民营化：一种互惠式生产性政治关系——对“温州模式”演进的再思考

改革以来温州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得益于温州模式所代表的经济民营化运动。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发展路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地方政府意志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认为在温州模式的生成及其长期演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意志极大地影响着温州的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绩效。正是地方政府与温州民间改革力量之间存在的稳定的以“互惠”为基础的生产性政治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强大的经济社会制度演变能力对温州经济格局的生成、变迁起着关键的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下的城乡公共产品统筹供给：理论分析及其现实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括城乡两部门在内的理论模型，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公共产品统筹供给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差异，在客观上，受到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公共产品的“城乡统筹”，必定是指不超越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统筹。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客观条件来谈论公共产品的城乡统筹供给问题，要么，将最终增加农民负担，要么，将损害城市居民的福利。本文还对这一结论的现实含义进行了探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政府组织与社会协作——湖北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从历史与现状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均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为突破困境，我国必须重塑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政府组织、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新型地方公共经济模式。     

公车改革：从“要我改”到“我要改”——1998年车改方案起草中的往事

五年前,准确地说,自1998年10月中旬起“,公车改革”、“车改”等术语的使用频率很高,不仅屡屡见诸报端,而且是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公务用车一般为小轿车,无论是豪华型的,还是普通型的,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或合资的,就其本质来说,无非就是一种代步工具、交通手段。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能以车代步的,不是军事指挥员,便是党政首长。因此,在人们心目中,能坐上轿车的都不是一般人。尽管那时轿车很少,且品种比现在少得多,但是,大家看见轿车除了新奇,不会产生太多的看法,更不会指着坐在轿车里的人说三道四。改革开…     

林权改革背后的金融力量：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广西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纪实

自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以来,我国目前已有伯个省区市基本完成明晰产权任务,确权集体林地22．36亿亩,占全国集体林地面积的81．69％,发放林权证6825万本,3亿农民直接受益,农村呈现出一幅“民富林兴、生态好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可喜局面。在这可喜局面的背后,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开办林权抵押贷款,林农小额信用贷款和林农联保贷款等业务,发挥了强大的金融力量。本期就与读者共同分享广西．江西,江苏等地农村金融机构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验。     

四川农业：主要制约及对策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四川农业以结构高速和农民增收为重点，在实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劳务输出产业发展和加大生态建设投资力度3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中外部压力加大、劳动力流动的新挑战、生产要素的外部流失加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矛盾尖锐、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因生态建设构成的经济负荷仍然沉重等关键性制约因素。因此，未来四川农业的发展应立足实际，扬长避短，突出资源特色，发挥比较优势，从根本上确立以特色农业发展为主动导的战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