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经济增长驱动因子实证分析

在拉动福建省经济从低速向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投资、技术进步、出口、劳动等众多因子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但由历年数据显示,投资才是驱动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首要因子;技术进步的重要性逐步显示,但仍无法超越投资的影响力;劳动对福建省经济初期的增长作用显著,甚至超过了技术进步的拉动效应,但随着福建经济产业结构向技术型,资金型的转变,其重要性逐步下滑。     

新发展格局下“新基建”的拉动效应及其测算——基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新基建"作为重要的投资方式,对于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作用显著。新基建对制造业的拉动效应可划分为集约边际效应和广延边际效应。本文将传统基建投资与"新基建"进行对比,运用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测算其拉动效应。主要结论如下:在经济总量方面,"新基建"固定投资乘数有些许上升,但拉动效果并不非常显著;在产业结构方面,"新基建"引导资金脱虚向实转化,实体经济增幅较大;在制造业内部构成方面,高端制造业占比上升。"新基建"的拉动效应不可急于求成,要着力提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向高端制造业技术投入倾斜,逐步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渐渐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变化的需求,我国开始逐步放开人口政策,并于2016年起正式执行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宏观经济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将能够补充高素质劳动力、减轻社会长期抚养压力、拉动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细分行业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将拉动地产、母婴、教育、医疗、汽车等行业蓬勃发展。在当前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     

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路径选择

在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由外部驱动型向内部驱动型、由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新阶段,此时更应进一步调整完善财政政策措施的内容和方向运用多样化的财政政策手段,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

本文选择使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测算了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52．7％,技术进步对经济拉动作用不足,为20．7％,且产出弹性较小,仅为0．13。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贡献率为43％,其他因素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较小。同时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研发投入总体力度较小．研发资本存量不足,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低于韩国等发达国家。     

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优化柯布生产函数的北京市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政策研究

通过优化的柯布生产函数理论,根据北京市1981-2012年历史数据,分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民间投资的拉动效果大于政府投资,同时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促进作用。基于此结论,提出当前形势下,北京市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范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步入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和提质增效为重点的"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发展将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改变过往依赖粗放型投资拉动增长和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     

台资对福建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与对策

台资对福建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提高了福建省产业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示范和竞争作用,提升了福建省企业的技术水平;带来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并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素质。但由于种种原因,台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还不显著。要努力促进台资的技术溢出能力,提高福建省内资企业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     

生产技术、投资专有技术与经济波动——基于包含房地产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识别不同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成为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重要前提。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将生产部门划分为中间品部门、房地产部门和最终品部门,重点分析生产技术和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生产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稳定性更好,而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幅度更大;房地产部门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如中间品部门。     

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研究

在国内持续低消费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激励,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净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关键:一在于提高消费,二在于改变政府对投资和出口激励的方式与手段.     

转型期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市场化对中国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投资、技术进步、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变动、实际工资等因素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资增加、产业结构变动及实际工资上涨是拉动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市场化程度提高则抑制了就业量的增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工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市场化对就业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     

关于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思考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我国近十余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消费则一直未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对中国这种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巨大冲击。     

大国经济内需驱动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是驱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轮子.我国明显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应该主要以国内需求作为驱动力.大国经济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既有经典经济学著作进行论述,也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的经验为佐证.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高度依赖国外需求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严峻挑战.作为一个内部市场容量巨大且日益发展的经济大国,为提高抵御外部不利冲击的能力,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我国在重视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必须注重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通过调整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关系以及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立足内需: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导致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萎缩,迫使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内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发展模式应遵循"大国模式",通过内需来驱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城市物流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物流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利益的驱动机制、社会需求的拉动机制、技术进步的创新机制、政府支持的保障机制。     

扩大消费需求 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主导的转变

消费对于整个经济增长起着直接的、最终的制约作用。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中投资和出口成为主导力量,消费的拉动作用减弱。消费需求不足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扩大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     

熊彼特创新理论及对我国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启示

在现代信息技术下，经济发展靠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和劳动已经显得有些过时，投资驱动型经济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需要向创新驱动型与知识驱动型转变。把熊彼特理论与相应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结合，可得到对我国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一些启示。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10年第一季度)

概要: 2009年,在全球衰退的环境中,中国仍然实现了8.7%的经济增长.这其中以大规模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刺激方案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最近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愈加明显.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固定资产投资是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越来越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显示,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传统观点认为,本国R&D投入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一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从历史数据和国际贸易实务中我们往往发现,以R&D的投入孕育新的技术是一个周期长而且投入成本高昂的选择;同时,国外直接投资带来技术往往在国外早已形成产业链,边际收益低甚至濒临淘汰。在此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无论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都对我国有着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