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是否导致"国进民退"——基于中国各地区房地产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在1996年至2008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数据基础上建立的Panel Data模型,表明房地产业的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政府投资直接介入房产开发领域,在土地资源、信贷资金等方面与私人投资形成了竞争关系,政府大规模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也相对减少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而挤出了房地产业的私人投资。建议房地产业的政府投资应从房产开发领域转向并集中于土地储备开发领域,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投资应从直接建设住房逐步转向需求补贴。     

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相对贫困治理视角

为了厘清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作用,本文首先运用PSM方法验证了政府转移性支出扶贫效应和投资性支出的增收效应;其次,构建包含两类家庭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揭示财政支出政策治理非李嘉图家庭相对贫困的经济机理;最后,构造"相对贫困指数"以评估财政支出工具治理相对贫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积极的政府转移性(扶贫)支出政策具有迅速治理相对贫困的功效,但是对非李嘉图家庭工资收入存在"挤出"效应;虽然积极的政府投资性支出政策挤出私人投资,但能有效提升非李嘉图家庭就业和劳动收入,具有良好的相对贫困治理效应;积极的政府消费性支出政策会刺激短期需求、促进就业、拉动总产出增长,从而增加非李嘉图家庭收入、减少相对贫困,但是,长期而言会挤出居民消费,并且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不及投资性支出.因此,"精准导向"的积极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提升相对贫困的治理效果.     

城市政府补助政策的多维减贫效应评估

2020年底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构建防贫长效机制,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评估了“十三五”时期城市政府补助的相关减贫政策效果。文章选取贫困度量指标来测度城市的相对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特征,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城市政府补助政策对城市贫困人口收入、支出、劳动供给、人力资本以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相对贫困指标计算的城市贫困率、贫困强度和深度均呈现下降趋势,城市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从收入和支出角度来看,城市政府补助对低收入居民发挥了“授人以鱼”的作用,特别是在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人工作收入方面；此外,城市政府补助对一些人群发挥了“授人以渔”的作用,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男性和中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就业概率,增加了低收入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补助还显著提高了低收入女性和西部地区低收入居民的主观福利。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收入再分配体系,探索推动城市贫困救助从“粗放”模式向“精准”模式转换,建立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城市防贫体系与动态监测系统,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形成防贫内生机制,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基本保障。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挤进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分析方法从短期与长期、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替代与互补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公共资本对私人资本具有替代性,增加公共投资会"挤出"等量的私人投资;另一方面,公共资本对私人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可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产出从而"挤进"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方向由这两种对立效应的相对强弱决定.实证检验表明,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在挤进的同时又有挤出,最终起主导作用的是挤进效应.政府在公共投资政策的制定和把握上应加强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使私人投资者产生正确的理性预期,将项目投向更有效率、更有作用的领域.     

多维贫困的空间集聚与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9?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农村贫困的空间集聚效应和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经济距离权重还是嵌套权重,农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意味着贫困分布呈现典型的"穷-穷"集聚特征,这一分布特征实际上从贫困角度验证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对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农村金融发展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发挥间接减贫作用,且这种溢出效应带来的减贫效果比直接效应更为显著.对医疗贫困等公共服务上的贫困,其改善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支出和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面临的贫困问题,为"十三五"实施全面脱贫拓宽了视野.     

“铸币税效应”还是“财富效应”

本文考察地方政府各种类型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效应分为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铸币税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征收铸币税来融资而影响价格水平,而财富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居民金融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变化以及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影响总需求和价格水平。回归结果显示,1980～1993年和1994～2006年两个阶段政府支出的“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都有所下降,这与分税制前后通货膨胀率的结构性变化具有一致性,其原因是地方政府资本支出导致对私人投资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一般支出的私人边际预期收益降低,以及“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具有更强的地区收入分配调控能力,降低了财政支出的铸币税效应。     

地方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选择VAR模型,分析地方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通过分析地方政府投资对GDP、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私人投资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根据我国1978年~2004年的数据测定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投资还没有对私人投资造成挤出效应。     

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过程中政府间的博弈问题探析

政府在对贫困群体进行社会救助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救助对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而救助对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者的利益目标各不相同。三者目标的不一致性决定了在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的诸多环节上存在着利益主体之间的各种博弈。本文主要分析和探讨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过程中政府间博弈问题,以期为我国政府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依据和参考。     

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与扩内需悖论

在经济运行中,政府投资会通过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尤其当政府投资投向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与行业时,政府投资会对内部需求的扩大产生背离。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扩大内部需求仍要以投资为有效支撑,这就形成了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与扩内需悖论。     

保障性住房供应如何影响商品房价——挤出供给抑或分流需求?

市场和保障是实现住房小康梦的主要途径,如何认识两者关系成为各级政府制定住房政策的重要参考.文章通过构建供需均衡模型,结合我国特殊的住房保障和土地制度安排,在理论上分析了保障性住房供应可能对商品住房市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7-2016年中国24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在统计意义上,保障性住房通过土地资源的竞争性配给挤出了商品住房供应,但在分割的住房市场中无法替代商品住房需求,因此最终导致商品房价格上涨.进一步研究发现,供给挤出效应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但实证结果的实际经济含义较弱,供给挤出效应与房价影响可以忽略,这意味着保障性住房供应基本不对其他群体的福利带来损害.文章的研究从土地与住房市场的双重角度,为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提供了参考,对于正在广泛推行的共有产权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设计也具有借鉴意义.     

浅谈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困境与实现途径

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对解决我国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建设资金,而随着保障房建设进度的日益加快资金不足问题的将严重阻碍我国住房保障目标的实现。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体系的建议,以期能对解决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困境有所帮助进一步推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吗?——来自CSS 2019数据的证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扎实稳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所在。采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借助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概念，利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基准，未来农户返贫的平均概率为9.7%;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抑制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效发挥了防贫作用；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提高家庭受教育程度和降低家庭健康风险两条路径起到防贫作用。因此，新发展阶段应重视农村防返贫问题，构建贫困脆弱性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完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多元化保障措施，以积累提升个人及家庭人力资本，规避返贫风险，进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河南省城市贫困治理对策探讨

河南省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相对意义上的贫困、具有阶层性趋势、是以失业为实质的贫困、具有再生性贫困的性质。治理河南城市贫困,要发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治理河南城市贫困中的作用、积极推进有效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救助体系、强化对河南城市贫困群体的人文关怀、完善河南城市贫困预警机制研究工作。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河南省城市贫困治理对策探讨

河南省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相对意义上的贫困、具有阶层性趋势、是以失业为实质的贫困、具有再生性贫困的性质.治理河南城市贫困,要发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治理河南城市贫困中的作用、积极推进有效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救助体系、强化对河南城市贫困群体的人文关怀、完善河南城市贫困预警机制研究工作.     

廉租住房:制度演进、存在问题与政策

廉租住房制度是我国政府为保证市场经济背景下最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而推出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是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回顾了廉租住房制度的演进,分析了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讨论了政策运行中的相关议题。     

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将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各种效应进行重新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有关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我国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惟一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综合效应表现为挤入效应。在短期内,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则具有挤出效应,并分析了这种挤出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最后,本文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私人消费、地方政府支出与政府偿债能力——基于面板模型的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检验

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存在与否的争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经济增长“消费驱动”的诉求下,财政政策与消费的影响分析更显重要,本文通过加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了“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而低偿债能力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却存在挤出效应。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     

精准扶贫政策的隐性价值评估——基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溢出效应视角

作为人类一次大规模的准自然实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其政策效应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入总结。跳出仅聚焦精准扶贫政策效应“显性价值”的传统视角,从更广阔的视域来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性价值”,评估其“看不见的效应”。基于对脱贫县非贫困户外出流动人口这一非政策群体可能是外溢对象的观察,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其收入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外流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收入溢出效应。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外溢存在“马太效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流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获得的外溢效应最小;流出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家处于村庄或乡镇的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溢出效应,而县城及以上区域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同群影响、东西部地区协作、公共服务完善等渠道产生作用。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继续优化传承精神扶贫、区域协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贫困治理方略。     

中国城市老年人贫困程度的探讨

根据国际流行的贫困距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2年调查和2000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以城市老年人家庭作为计量单位,从支出口径探讨了中国部分省、直辖市的城市老年人90年代贫困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对比了两次调查相同省份城市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这一特定群体的老年人在90年代收入增长缓慢,有可能陷入以收入口径测量的深度贫困。对如何改善城市贫困老年人的救助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