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和农村社区组织及其成员权混同的法经济学分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和农村社区组织及其成员权虽然在实践、立法和理论研究中被混同了,但它们在历史渊源、权利内容、变迁趋势等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两种不同组织和成员权的混同,在"正义"和"效率"两个纬度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看作是现行农地制度的成本.混同的表面动因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节约组织治理和组织管理的交易费用,但深层动因却是国家通过其最底层的代理人--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进行控制,从而获得制度收益.通过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的法经济学分析,可知混同两种不同组织和成员权的制度安排的绩效是值得怀疑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的文化因素分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生产单位变成了家庭,从而为亲情在家庭生产与分配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而亲情使家庭成员超越利益算计,愿意为家庭的和谐、繁荣与幸福作贡献,于是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责任制成功的关键。理解这一点,对于如何发掘影响人们生活的民族文化并利用其正面因素大有裨益。     

关于当前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几个问题的探讨

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是兼有股份制经济和合作制经济形态特点并具有独立的组织目标和组织功能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这种经济形式,明确了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资产的权属和利益关系,形成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使企业成为成员利益的共同体,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了成员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责任,可以有效地达到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提高经济效益,培育农村市场的目的。     

民主增进与社会信任提升：对农民合作社“意外性”作用的实证分析

尽管农民合作社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其发挥经济功能,但其中蕴含的非经济作用也会在组织运行中"意外性"地显现出来。本文借鉴SCP分析范式,构建了"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成员民主、社会交往行为—合作社的民主与社会信任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黄淮海农区10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合作社能否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能够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进而促进成员民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加入合作社会提升成员的特殊信任,并通过递移和跃迁强化普遍信任。具体而言,加入合作社可以使预期的农户民主参与概率提升2.90%,普遍信任评分提升4.34%。农民合作社具有增进民主、提升社会信任的作用。因此,要支持引导农民合作社发展从专业化、经济型向综合化、社会型转变,促其在乡村治理、农村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资产专有性、政府精准扶持对象选择及合作社组织优化——基于东营妇联对合作社成员资助的多案例比较

政府对于农业合作社微观层面的扶持体现在对合作社经营状况的动态识别与精准帮扶,形成家庭经营与集体合作功能"互嵌"。本文通过数理模型构建,并以东营市妇联对合作社社员实施定点帮扶典型案例为佐证,论证政府对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的精准扶持应注重提高合作社内部社员资产专有性,通过发展合作社内部成员家庭农场,既增强其获取合作社"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又能优化合作社组织结构、实现合作社经营成本与组织成本降低。     

从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入手遏制“天价彩礼”

正近年来,农村彩礼水涨船高,包括彩礼在内的高额婚姻成本,使得一些农民家庭"望婚兴叹",让一些农村的男青年结不起婚,还有可能让农民家庭致贫返贫。"天价彩礼"、人情泛滥、大操大办等农村典型人情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负担之一。"天价彩礼"不仅会侵蚀农村社会风气、破坏农村民俗文化,导致农村婚姻关系的货币化、情感关系的物质化、代际关系的功利化倾向,还会压缩农民家庭脱贫致富的空间、     

客户忠诚度的发展瓶颈

随着人们对客户终身价值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证分析,以及吸引新客户和保留老客户的成本比较,CRM成为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对于客户忠诚的研究。客户忠诚可细分为行为忠诚、意识忠诚和情感忠诚。行为忠诚是客户实际表现出来的重复购买行为;意识忠诚是客户在未来可能的购买意向;情感忠诚则是客户对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的态度,包括客户积极向周围人士推荐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目前,知道应该维持客户忠诚却不知如何创造客户忠诚,以及如何才能有效的使处于行为忠诚层面的顾客进入到意识忠诚甚至于情感忠诚,成为当今众多企业的首要问题。本文从消费者心理及消费者行为出发,力图打破提高忠诚度的瓶颈。     

“城中村”土地改造法律问题分析——以郑州市“城中村”土地改造为例北大核心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导致城乡土地二元制结构下的"城中村"问题日益突出。"城中村"现象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特有现象,因为其事关广大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共同关注。城中村现象日渐成为城市发展的症结,如何破解"城中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难题,如何规范"城中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如何使有限的土地要素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如何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最大的合法利益,成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考察郑州市"城中村"土地改造的基础上,拟对相关难题进行探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利益机制——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分析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本文提出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概念框架,研究其利益来源、成本约束、利益产生条件、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等问题。利益来源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知识外溢效应、比较优势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组织柔性效应和品牌质量效应。成本约束主要有运输成本、信息成本、监督成本、转换成本等。农业产业附加值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收入相对较高,农户与服务商之间激励相容,这三者构成了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利益产生条件。服务商和农户之间主要存在交易定价、合作分红这两种利益联结方式。在不同的农业服务市场结构下,服务商定价行为或分红方式不同,对农户和服务商的福利影响也会不同。本文对湖南赫山的典型案例分析验证以上观点,并提出要支持农业生产性服务企业做大做强,应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本地化和集聚化发展,构建农户和服务商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加强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需求侧管理。     

“城中村”土地改造法律问题分析——以郑州市“城中村”土地改造为例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导致城乡土地二元制结构下的"城中村"问题日益突出。"城中村"现象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特有现象,因为其事关广大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得到了政府和学者的共同关注。城中村现象日渐成为城市发展的症结,如何破解"城中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难题,如何规范"城中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如何使有限的土地要素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如何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最大的合法利益,成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考察郑州市"城中村"土地改造的基础上,拟对相关难题进行探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局限及其突破

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意义在于对土地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恢复农户家庭耕作的生产方式,使家庭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和利益主体。由于农户家庭所付出的劳动量直接与家庭的经济利益相关,结果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精耕细作基础上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大多数地区农民的温饱已经基本解决,农业总产值和农民家庭纯收入都得到极大提高。但是,     

革新“双层经营”体制

蓝万栋、朱有志在《中国农村经济》第 8期发表《试论构建新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文章认为 ,我国农业组织创新的选择应该是 :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 ,建立农户家庭经营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相互结合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新的体制是对现有体制的继承与发展。两者的共同之处是 ,均坚持以家庭经营作基础 ;区别在于 ,用新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替换传统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新的合作组织的主要特点是 :它是农民自愿参加、组建从而代表成员利益、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 ;是一种具有法人资格的纯经济性质的合作组织 ,它不负责经济活…     

合作社管理问题研究(一)

<正>农民合作社是基于成员的"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基于经济功能所衍生的社区发展自主、经济自由、生活自理、事务自治的综合发展目标的需要,合作社必须关注产权、成本和分配等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决定、程序约束、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以人合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社不可能持续发展,合作社承诺给成员的利益将无法实现,本就     

乡镇政府改革的“非帕雷托改变”——基于A镇权力结构的分析

本文以湖北A镇税费改革以来的乡镇政府改革为个案，发现乡镇政府改革在实质上表现为“非帕累托改变”。它具有这样三个特征：一是改革中—部分人利益的增加要以另—部分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体现为绝对利益受损；二是即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绝对利益都增加，它们的相对利益也会发生改变；三是由于利益实现方式的差异和成本投入的时滞，改革中的利益受损在一段时期内无法弥补。文章立足于发现各利益主体在乡镇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使改革方案本身就具有使某些人利益受损的特征，而改革方案的推行使得损益方案大部分实现，从而说明上述现象的成困。     

肇源农场扶持“嫩源模式”的创新办法

<正>1.组织形式的创新——农场与协会的介入。"嫩源模式",通过由"公司+农户"到"农场+公司+协会"模式的转变实现了组织形式的创新,使合作组织范围内成员互相了解、信任和监督,节约了签约、执行和监督契约的成本,稳定了企业与农户之间购销关系,公司、协会与种植户之间的组织关系较以前更为紧密。     

改革扶贫投资管理之管见

福利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社会成员之间经济收入的差距过大,不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使劳动者丧失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同时也可以造成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加剧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程度。因此,不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确保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真正落实到户,进而加速贫困农民的脱贫步伐,按期实现扶贫攻坚目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机制的探讨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其规范、健康发展必将对中国的农民、农业及农村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深入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利益机制问题尤为重要。合作组织为其成员带来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民主权利，可以是直接利益或间接利益，短期利益或长远利益，社员的个人利益或组织的整体利益。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维护农民利益的途径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载体，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农民…     

践行“三严三实” 当好“六诚”干部

<正>党员干部落实好"三严三实"要求,要做到"六诚":对党和祖国要忠诚,对同事要坦诚,对人民群众要真诚,对岗位工作要至诚,对客户要守诚,做人做事要厚诚。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作风建设提出"三严三实"。"三严三实"是从锤炼党性、用权为民、为政清廉、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公道正派六个方面对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要求、新提炼、新概括。党员干部落实好"三严三实"要求,要做到"六诚"。一、对党和祖国要忠诚忠诚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具有很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地位重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解决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的资源流动路径、利益分配格局,保障农民在新一轮城镇化中的基本权益与主体地位的利益分配。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一轮农村改革改变了合作生产经营方式,影响了传统农村社会形态,客观上出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各级经济组织主体长期虚化与缺位,使任何与集体经济组织承载力有关的改革都面临理论支撑缺乏、实践操作尴尬。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地位关键在于厘清与村两委、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关系,创新体制机制,明确法律地位,构架新型法人治理结构     

农业人口家庭市民化:基于“分步转移”决策模型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但并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从家庭视角来看,农业人口市民化可以定义为农业家庭由部分转移到整体转移,最终实现家庭市民化的过程。"分步转移"对传统农村家庭结构造成了冲击,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能力与人力资本能力。家庭市民化是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问题。通过构建"分步转移"决策模型,分别对核心农业家庭的部分劳动力转移、全部劳动力转移和家庭整体转移这三种情形进行成本收益估算,用边际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家庭净收益的变化,得出家庭市民化的本质是市民化能力不足。最后,以家庭为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