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浙江多案例考察的经营村庄路径探讨

"经营村庄"是促进乡村发展、产业兴旺、村民致富的创新实践和有效模式。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多案例考察,分析了经营村庄面临的主要挑战,总结了经营村庄的典型实践,提炼了村集体在经营村庄中的重要功能。研究表明,各地可从空间优化、要素激活、产业开发、政策保障等方面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经营村庄路径。村集体通过发挥整合功能、协调功能、治理功能保障经营村庄的有效运行。     

功能分析与角色整合:村庄治理中的村庄精英——以甘肃定西市Z村为例

村庄治理是构造村庄秩序,维护村庄有序良性运行的综合性活动.村民自治一度作为国家外缘式引入村庄的组织形式,是要在农村社区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制度却遭遇诸多矛盾,以致陷入困境,村庄精英作为内生于村庄内部的特殊群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自发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立足一个西北村庄的个案研究,试图在分析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和角色实践的基础上,寻找他们引导村民集体实践的行动逻辑,进而置于国家-精英-村民的框架内撂讨他们的功能,发掘村庄精英角色整合对村庄治理的意义.     

村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与进路——基于3个典型案例的研究

本文选取3个农民自组织作为研究案例,这3个农民自组织分属于治理现代化处于不同阶段的3个村庄,具体分析其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的现实逻辑。基于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分析指出,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沿着组织及其成员经济利益最大化、村庄治理权力和治理地位的获取、组织公共精神培育及村庄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推进。村庄应基于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及进路,采取选择性激励方法,激励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     

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权责碎片化整理研究

权责碎片化问题的产生,既与传统官僚制下的纵向等级与横向分工因素有关,亦与新公共管理下的分权、竞争等因素有关。当前村庄治理中的权责碎片化主要表现在村两委、村自组织和村民之间。运用整体性治理工具整理村庄治理中多元主体的权责碎片化问题,优化权责关系是一条有效路径,即通过加快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传播与内化、创新以协调、整合、信任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体性治理机制、加强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监督与控制,以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提高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     

论包容性村庄规划理念：融合管控与自治的治理

研究目的：通过对中国乡村空间治理和村庄规划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的梳理总结,提出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包容性村庄规划综合框架,讨论如何融合顶层设计的管控和自主治理的自治以增强治理的包容性。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乡村空间治理被赋予的多政策目标致使村庄规划缺乏包容性,出现规划失效。融合管控与自治,采取互动、沟通、平等、互嵌的民主决策过程形成共同意识和统一行动,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包容性村庄规划具有多中心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能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行动,在竞争与合作的价值融合过程中实现资源整合和重组,实现有效规划。研究结论：通过关注边缘群体,包容性反映了政府治理和决策的开放程度。政策管控将通过制度创新、培养能力、促进信任、划定边界等措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信任、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共同构成了村庄自治的基础,并通过一系列有效且具备成本效益的行动提升包容性。关于管控和自治孰优孰劣的辨析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农民合作组织视角下的村庄治理

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其作为村庄社会的内源性主体而分析,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对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基础和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村庄治理仍面临着主体能力不足、多方不信任等一些约束条件,为此,作者提出应明确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与定位、增强其主体能力以及构建合作组织和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等建议。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框架下农民合作社的生成路径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农业税取消后,我国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主要由农民付费,转变为主要由政府付费,并由政府决定供给的内容。由于农民对于公共产品的多元化需求得不到满足以及需求偏好难以表达,这种单向传送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产生了较大的效率损失。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农民合作社的产生纳入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框架内,依据旧制度、环境和行动主体三个变量维度,分析了村庄内专业经营户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村组织领办合作社("支部+合作社")两种农民合作社生成路径选择的原因,并进一步研究了这两种合作社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不同影响。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乡村空间统筹治理的村庄规划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乡村发展的问题诊断,结合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定位,明晰乡村空间治理对村庄规划的需求,从村域"人—地—产"耦合互动机理、村域土地承载力提升的村庄规划标准、基于分区分类的村域差别化治理等方面,梳理村庄规划编制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与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人—地—产"耦合机理的研究,有助于识别促进村域发展的要素协同的内在机制,能通过村庄规划促进乡村空间重构和土地利用转型;(2)村域承载力通过识别耕地与建设用地承载力的关键限制性因素及其阈值,为村庄规划编制提供科学的规划标准,是村域土地利用规模控制和用地调整的关键依据;(3)不同类型村庄功能定位存在差异,其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各不相同,从村镇体系、村庄定位、人口规划、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居民点布局、公共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整治和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探索差异化的村庄治理路径是村庄规划治理的核心。研究结论:村庄规划编制应该立足于村域资源禀赋和发展转型的特征,系统研究乡村发展定位、过程格局、驱动机制、规划标准等,提出符合村域特征的差异化的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和对策。     

民主与效率:冲突抑或协调——基于湘西乾村村庄治理实践的实证分析

有关治理中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二元悖反关系、目的—工具关系与伙伴关系三派观点,彼此争论的核心在于二者到底是冲突还是协调。为了探讨村庄治理实践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真正的关系及二者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湘西乾村作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村庄治理中,处于被动参与和低效治理中的乾村,民主与效率整体上是相互协调的伙伴关系,实质性参与对效率有促进作用,而非实质性、象征性参与对效率的作用不显著,效率对民主的促进作用大于制约作用,村庄治理系统的成长可以提高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程度。民主与效率伙伴关系的强化,需要加大村庄治理实践实质性参与力度,提高公益性村庄治理实践活动的效率,并减缓公共项目成本和治理时效对民主的抑制作用。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阈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由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村庄内部形成了多重性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经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乡政村治阶段,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村庄自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了顺应不同时期村庄自身的情境变化,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与形式也因此发生着改变。村庄由原本的高度集权化、行政化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逐步转向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更为多元管理主体、多重管理手段、产权更为明晰的新集体化时代。新集体化时期强调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多重构建,这与传统集体化时期的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特别体现在村庄治理场域空间内。由此形成了新的村庄治理模式,即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模式。模式借鉴了以往企业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将其嫁接于村庄治理之中,将企业经营的理念与方式运用于经营村庄,使得村庄的治理变得更为高效而有序。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基于国家视角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分析

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冲击,村庄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化加深,村庄的异质程度提高,需求偏好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使农民基于传统联系的合作能力受到损害,而基于现代联系的合作能力尚未形成,并且政府包办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损害了农民的合作能力,造成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失败。基于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和草根组织合作供给公共产品的方式,即政府提供多数或全部费用,村庄自主决定公共产品的内容,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合作提供全部村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合作社及草根组织合作为部分村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公共产品。     

农村组织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组织分化现象日益明显,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必须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鼓励、规范和引导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打击各种非法组织等对策,发挥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积极影响,抑制其消极影响。     

农民分化、阶层整合与村庄治理的塑造——基于豫北Z村的调研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农民就业方式多元化,收入差异化导致了农民分化,形成了富裕阶层、中上阶层、普通阶层和无固定收入阶层等,但是,村庄社会并没有伴随经济分化出现阶层隔离现象。这是因为地缘、血缘及地方规则等仍然发挥着重要连接作用,有效弱化了经济分化可能造成的阶层隔离,形成了“有分化无分层”的社会结构。所以,构建农民分化型村庄的治理秩序,需要借鉴Z村的实践逻辑,通过血缘地缘激活村民的情感认同,跨越阶层属性,以集体经济强化阶层的社会属性确保村民的社会权益,以公共活动保障调整社会关系格局的互助空间提供情感互动,以村规民约为治理提供软约束,保障公共权力的中心地位,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联,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区分,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塑造有组织有活力的村庄社会。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