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文化视角的内部控制环境优化

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控制环境的支撑,而企业文化的培育又是控制环境的主要因素。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塑造企业的控制环境,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     

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的环境因素分析

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小微企业的经营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支持,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等方面。因此,国家应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为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改善的管理者效应——基于中国重污染企业2011—2015年的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97家重污染上市企业2011—2015年间的短面板数据,对高管特征、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性别、年龄、学历和任期与企业环境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环境绩效改善过程中存在管理者效应,且环境信息披露的调节效应显著;但高管特征的不同方面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影响存在差异,高管性别是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方面。最后给出了促进中国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改善的意见和建议。     

内部控制影响了企业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年—2011年间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审计委员会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环境绩效越好;国有上市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环境绩效无显著关系,而民营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提高环境绩效。研究还发现:在民营上市企业中,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越高,内部控制对提高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越大。上述发现丰富和拓展了内部控制与环境绩效的研究内涵,为研究产权性质对企业内部控制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及其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及完善公司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审核的成本效益--对企业实施国际标准ISO14000s的调研

以实施ISO14001的企业为代表,对企业环境策略的目标、实施环境策略的成本和收益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总结了企业通过实施环境策略后的环境绩效,并运用环境会计进行环境绩效评估。     

外部压力能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吗？——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环境问题受到管理者和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引导和管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伦理领导对利益相关者压力、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利他性价值观和绿色创新正向调节了伦理领导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利于促进管理者对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融合,提升企业声誉和竞争力,可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对企业进行环境责任监管提供帮助。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浅析现代企业环境会计工作的开展

本文通过时企业开展环境会计工作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探讨了我国现代企业如何架构环境会计,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开展环境会计工作应注意哪些问题,以及企业环境会计工作的实务操作问题,希望对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     

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往往与企业选择的环境战略有关。拥有过程创新和执行修改能力、跨职能管理和整合利益相关者的组织能力的企业,如果选择机会追求型的企业环境战略,则可通过环境技术创新和产品管理为企业带来成本优势、差异化优势和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使企业实现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力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基于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两个特困地区的调研分析

基于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两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407家农民工新创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特困地区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对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特困地区制度环境的3个维度（规制环境、认知环境和规范环境）和组织合法性的3个维度（实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均正向影响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制度环境对农民工新创企业组织合法性也具有积极影响,组织合法性在制度环境与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之间还具有中介作用。特困地区农民工新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各层面制度环境的调整及完善,农民工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增强组织合法性来促进自身成长,而其合法性地位的增强又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制度环境,积极提升农民工创业的组织合法性,以促进农民工新创企业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