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的政府管理创新——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肩负着探索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创新政府管理体制的双重使命。天津滨海新区在三年来的综合配套改革中以开发建设的＂十大战役＂为平台载体,以综合配套改革的＂十大改革＂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新机制,取得了政府管理创新的经验。     

从特区到试验区：中国特殊区域战略措施的演进与方向

经济特区与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都是中国特殊的区域战略措施，但它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设立的，不能混淆其区别。中国特殊区域战略措施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经济特区、全面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局部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三者在设立的初衷、区域与主体方面是不同的。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推进，未来趋势必然是将重点放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能否在体制机制方面明显创新，是新试验区成败的关键。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入条件探讨——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潮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和准入条件,为中央在全国选取试验区时提供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和能够操作实施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就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准入条件进行了初步探索,并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天津“宅基地换房”与重庆“双交换”模式比较与借鉴

“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各地就如何破解“三农”问题进行了多方探索。其中，从土地流转出发，探索城乡互动、统筹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首要选择。天津、重庆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分别开创了“宅基地换房”和“双交换”的发展模式，对两试验区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城乡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成渝“新特区”的历史使命

统筹城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昭示了未来我国制度创新的一种倾向:考虑到我国区域空间的巨大差异,根据不同类型地区发展中的不同重点,设立不同侧重点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分类指导区域发展的经验和模式,似乎会成为一个趋势。     

珠澳合作的目标模式、发展路径及策略

历史新时期珠澳合作的目标模式应该是:携手共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珠澳共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符合国家总体部署又符合长远发展需要,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珠海申报和创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基本策略是:充分利用澳门来作制度创新的大文章,把珠澳合作从单纯的经贸层面提高到制度层次,以制度创新带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浅析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创新

正1金融创新的现状2008年3月17日,天津市政府递交国务院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得到了最终批准。天津市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在新形势下,对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探索,作用相当于当初深圳开放特区,可以说是我国又一个"特区"。在国家政策和天津市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滨海新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金融创新结果令人瞩目。1.1 OTC市场的发展     

中部地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战略意义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推动下的新一轮中国体制改革和创新。中部地区不仅与东部地区一样有创新的动力和机制,而且有着强烈的发展渴望和冲动,因为东部经验在中部地区无法复制。迫切需要通过试行试点创造中部模式,武汉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成为中部地区最合适的试验区。     

新浦东在综改中要坚持制度创新

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要综合利用多种手段。要充分发挥区域政府在综合协调改革上的作用。要继续发挥减政放权的手段,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发挥地方与基层在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的自治作用。要加强中央政府的规制与制约作用。     

重庆“土地入股”发人深省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出台政策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办合作社和成立公司。此举与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精神切合。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利益协调模式设计

试验区建设中的利益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居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不同的主体其利益导向存在差别,并有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影响试验区的协调发展。建立良好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是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试验区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双向调节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结合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实际,提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利益协调模式,应采取科层制模式为主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市场机制、利益分配协商机制、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利益争端调解机制等相互配合的模式。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综合配套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化和攻坚阶段后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改革思路和模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确保综合配套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环节。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具有“先行先试”权的改革试点地区,应当按照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要求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构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创新提供配套支持,从而实现综合配套改革的预期效果。     

经济特区与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比较

"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特区之后有一制度创新,它与经济特区一样,其精髓在于自主与创新,特点在于综合配套改革和试验。它与经济特区的不同之处在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资源、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目的、发展模式、政策的优惠程度都有一定的区别;还面临竞争的不公平、资金、技术、项目等经济发展资源的恶性竞争、人才、技术短缺等困难。为了实现经济崛起需要做好思维方式的转变、制度的变革、吸收与创新并举,以及加强政府的导向和投资倾斜等,实现"试验区"经济崛起。或许通过比较会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压力。     

综合配套改革:基于沪津深的比较研究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时下被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但对它内涵的解读和全面研究却并不多。显然,理论研究的缺乏势必制约改革试验进程的推进。在本文中,我们首先通过解释中央政府为什么提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问题,引发出试验区生成的的理论判据、基本特征和选择依据;进而从实践层面上剖析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特区的综合配套改革的基本内容,并尝试比较三区的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就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前瞻性讨论,以期能够为政府推进试验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和可资借鉴的素材。     

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研究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潮的高涨,研究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为中央在全国选取试验区时提供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和能够操作实施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就建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浦东综改试点趋势分析与展望

综合配套改革的顶层设计将得到加强,改革的法律保障将更加健全,对综合配套改革的考核科学化,综合配套改革的社会动力不断增强,各个改革主体的责任权利将进一步明确,综合配套改革的竞争与扩散机制已经形成。一、简要评估(一)改革的内容已全面展开,改革任务的难点重点十分艰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在中央政府、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7＋3方案”

去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国家发改委上报了《上海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方案》确立了浦东综合改革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国家发改委又增加了三方面的内容,最终形成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7+3方案”。《上海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提出的7项改革任务是: 第一,推动政府转型,探索公共服务型政府体制和机制。重点是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现阶段重庆农地流转基本模式的选择与政策支持

关于农业和农村问题，现在有一个共识：农业和农村的兴盛发展，需要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但更需要农业和农村市场机制基础上的自我变革。为了探索农业和农村的自我变革之路，探索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中央将重庆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要胜利完成这项任务，肯定要多管齐下，     

以高新区为自主创新试验田 积极助推区域经济腾飞

建设合（肥）芜（湖）蚌（埠）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安徽省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又一重大举措,是推进科学发展,加速安徽崛起的科学选择和具体行动。在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战略举措后,作为合肥市自主创新的主阵地,合肥高新区不仅要加快推进自身建设,更要积极参与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     

乌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推进应重点把握好的几个关键点——《乌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项目调研报告

针对乌昌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推进应重点把握的几个关键点:一是观念上的统一;二是建立跨界管理的实质性的组织、机构,重构行政体系;三是制定统一规划,规划先行;四是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五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六是争取"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