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与高管薪酬

中国上市公司通常使用会计信息制定高管薪酬。本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用于高管薪酬的制定必须考虑其异质性问题,即多重会计业绩信息评估结果的差异会影响其在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作用。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程度越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当以净利润作为业绩代理变量时,民营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较少受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影响;营业收入为业绩代理变量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完善其高管业绩评价和薪酬设计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和实际指导价值。     

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实证研究——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充分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背景,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了分离,经验证据发现,在管理层权力的影响下,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非正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的正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却明显减弱。     

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研究——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对民营上市公司而言,管理层权力越大,自定薪酬的动机越强;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出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同质化,即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越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越低.管理层的权力寻租行为削弱了自身的薪酬风险,薪酬契约包含了无激励价值的权力租金,导致了薪酬激励过度和薪酬契约的“真空化”.研究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权力在薪酬契约制定中的寻租动机,降低管理层的薪酬.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本文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中央国有上市企业和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解释了公司间薪酬水平变动、并购后市场业绩的明显差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其高管薪酬的变动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微,企业规模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控股股东或家族成员直接担任高管的民营公司在发生并购时其管理层薪酬的变动与并购交易的规模、并购的复杂程度和CEO努力程度更加相关,相对而言薪酬安排更具有契约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并购的理论内涵,并为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经验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建立薪酬激励机制会导致高管操纵利润吗？

我国上市公司从2002年开始普遍建立经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并以公司会计盈余作为业绩指标之一,这一重要机制的实施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影响受到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本文手工收集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机制信息,研究建立与会计盈余挂钩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是否会导致高管操纵会计利润。研究发现,建立以会计盈余为绩效评价指标的薪酬激励没有使公司高管更为显著地操纵盈余,而且这类公司对管理层有更为完善的监管和制约机制。研究结果说明完善的监管和制约机制能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也挑战了国内现行的薪酬机制对管理层的实际激励作用。本文不仅为国内薪酬激励研究首次提供了高管绩效评价标准和薪酬激励机制建立的准确信息,而且为国际上薪酬激励负面效应的研究提供我国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支付期限:长期或短期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支付期限变量,首先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支付期限的长短;其次,从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探讨了其对高管薪酬支付期限的影响。在经过实证分析后,本文得出高管薪酬支付期限的长短与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有关:公司研发投入越多、过去的业绩和治理情况越好,公司高管薪酬支付期限越长;反之,则薪酬支付期限越短。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高管薪酬、团队特征与公司业绩敏感性——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679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09年间1946个时间序列的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团队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高管薪酬与业绩是同向变化的;高管年龄越大,企业经营的惰性越大;高管的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公司业绩;两职兼任利于管理层制定高薪酬,但是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绩效;管理层股权激励并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但有助于管理层利用权力获取高额薪酬;财务杠杆成为拉低高管薪酬的反向力,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激励管理层实现组织目标,又能限制管理层利用权力从企业获得高薪酬。     

管理层权力、成长性对高管薪酬规模权重的影响

这篇文章通过设置交乘项OLS回归和分组回归系数chow test,检验管理层权力变量、公司成长性对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的影响。运用了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高管薪酬更加依赖于规模。公司的成长性对高管薪酬与规模的关系是正向的加强效应。研究结论显示,管理层能够利用自身权力对薪酬施加影响,成长性越大的公司更加注重公司规模。     

ERP系统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使用ERP系统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2005-2018年的A股公司为样本研究,我们发现ERP系统使用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是因为ERP系统不仅能够提高信息质量以建立更有效的薪酬契约,还可以改善内部控制以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ERP系统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促进作用在信息技术投资更多和战略激进度更高的公司中更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使用ERP系统的经济后果,为企业解决代理问题、改善薪酬契约的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补助、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

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分行业的机制检验方法验证政府补助引致管理层权力扩张,进而增加高管超额薪酬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之于高管超额薪酬具有中介效应,相较于管制行业,政府补助非管制行业所带来的管理层权力扩张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央企管理层权力的关系不显著,政府补助引致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小规模企业。最后对政府补助下管理层权力的治理提出相应的建议。     

行政垄断、公司规模与CEO权力薪酬

由于国有企业CEO薪酬由国资委决定,CEO权力无法影响自身薪酬,因此国有企业CEO薪酬可能并不适用管理层权力假说,但现有文献结论并非如此。规模、行政垄断以及业绩是高管薪酬契约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管理层权力对其影响较弱,因此仅仅在回归中控制行业、规模、所有制等因素,所得结论可能并不稳健。本文以2007—2010年间4277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控制行政垄断与规模因素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与CEO薪酬显著正相关,而国有企业CEO权力与CEO薪酬不符合管理层权力假说。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薪酬管理层权力假说,有助于理解CEO权力在薪酬决定中的作用。     

公司高管薪酬内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我国高管薪酬自1998年来得到完整有效披露,对其数额研究发现一直保持持续上涨,这值得我们反思─我国薪酬规划的设计体制是否合理?公司高管薪酬的持续攀升到底受何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内部因素出发,以广东省2013~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实证的研究方法,论证了公司内部对高管薪酬可能的影响因素,以便分析结果提出对策。结果表明:高管薪酬随着企业业绩、营业收入、资产规模、人数规模的增加而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据此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将薪酬与业绩挂钩,实现公司与高管的双赢;第二,完善薪酬结构,将短期与长期薪酬激励相结合。     

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有效性与高管薪酬研究——基于“有效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的比较分析

"有效契约论"把高管激励契约看成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可以协调股东和高管的利益冲突,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管理权力论"则认为,高管对自己的薪酬安排有很大影响,可以利用自身权力以多种方式进行寻租。本文针对高管激励的上述两种假说,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从上市公司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动因、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两方面展开研究。以2001年至2008年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潜在代理成本越高,公司就越可能设立薪酬委员会,这与有效契约论的预期一致;同时,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增强了薪酬-业绩敏感度。研究结论对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有效发挥高管薪酬契约的激励作用以及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会关注债权人利益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约束视角的经验证据

我国债权人利益司法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而产生的信贷约束,对上市公司的各项决策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从这一特殊制度背景出发,研究了债务期限约束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约束强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天然的政治关系"消除了债务期限约束的负面影响,相反随着债务期限约束的弱化高管激励强度逐渐增强。研究结果表明,在信贷强约束条件下,公司制定高管薪酬契约过程中会关注债权人利益,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削弱管理层风险转移的动机;而在信贷软约束时,债务融资的这种治理功能将受到限制。     

高管控制下的财务重述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

本文在西方学者的管理层权力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垄断企业的特点,进一步提出了高管控制论,以2000～2008年曾发生过财务重述的我国代表性垄断行业上市公司共148个重述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考察了高管以财务重述为路径,影响企业财务业绩进而提高薪酬的可能性。研究发现: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不拥有或较少拥有股票和期权,财务重述仍然会影响公司高管的薪酬。     

媒体报道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1567个年度观察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关系,并进一步考察这一影响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和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结果发现:(1)媒体报道水平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说明媒体报道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2)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媒体报道的上述正向影响作用仅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才显著成立,意味着媒体报道主要提高了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契约有效性。(3)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水平越高,媒体报道的上述正向影响作用越强,表明制度环境是媒体报道有效发挥上述作用的重要条件。     

控股股东干预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来自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经验证据

以董事长/CEO在非上市控股股东单位兼任为切入点,本文分析控股股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提高企业薪酬水平,降低薪酬—业绩敏感度。进一步的检验发现,董事长/CEO纵向兼任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提高员工薪酬、降低员工薪酬—业绩敏感度,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CEO纵向兼任的"和谐目标"假说,即纵向兼任增强了非上市控股股东的干预程度,导致上市公司承担更多的员工和谐目标,进而降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就监管政策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需要同时进行非上市国有股东和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场化改革,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