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多中心格局与县辖市体制创新研究——以江苏省吴江市为例

由于我国农村的快速城市化和乡镇分化,使得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中心镇不断崛起,形成县域多中心格局,而现行的乡镇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其经济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新的体制来满足其不断发展的要求,实现向城市建制管理体制转变。县辖市以其本身具有的优势能实现多中心城镇管理体制创新。文章以江苏吴江为例,分析其县域多中心的现状、成因及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了行政区划创新的原则并为其设计了若干方案,同时分析了利弊。     

1979年以来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变更的过程及作用--兼论中国未来行政区划改革走向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行政区划调整变更频繁,突出表现在城市化地区和“市”建制的设置上,变化的原因多出于经济方面,出于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行政区划的调整对浙江省经济、社会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在全面梳理1979年以来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变化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其起到的作用及其局限;并对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走向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改革的政策建议。认为：应从上层和基层、宏观和微观、长远和近期诸方面同时推进,一方面积极推进国家整体的行政区划改革,在时机成熟时修改宪法、法律,确立符合国情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有利于建设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行政区划体系和政府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在不与现行法规冲突的情况下,关注小城镇行政区划体制的创新和城市、乡村基层(准)政区即城市社区、乡村社区的建设及居民、村民自治的推进。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格局的变动与影响

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基本格局出现了以地级建制城市与市辖区数量进一步增多、并伴随着基层乡镇规模整合导致乡镇数量减少的发展特征。其影响在于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消除了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扩张进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为降低城市行政运行成本提供了新的体制保障条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包袱,城市权益管治空间架构的传统惯性,各种相关利益盘根错节,使得城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所面临的任务将进一步加重。超前研究,统筹谋划,警惕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机制来借机扩充政府班子、增设行政管辖机构的行为倾向,是行政区划要关注的主要命题。     

借鉴新疆乌昌一体化经验加速推进山西科技创新城建设

近年来,新疆自治区内相邻的乌鲁木齐市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在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方面不断突破,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结合乌昌地区在行政级别、城市历史地理背景、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协同和产业发展能力等各方面与太原晋中经济一体化的相似性,其创新的做法和经验,可以为山西科技创新城建设的发展路径提供借鉴。     

浙江省城市化战略探研

从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关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城市化的现状，揭示城市化滞后的根本原因，从经济、体制、政策和国内外发展环境等多方面分析影响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基本趋势；探索推进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措施及空间布局战略。     

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面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思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行政区域划分也不断调整,使得城市规模持续扩大,但随之也引发了土地紧张、资源浪费等问题,极大地制约和阻碍了城市经济发展。以贵州省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初步阐述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分析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提出一些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优化思路与建议,即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和分区治理为调控手段,整合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努力提升中心城市的功能

迅速崛起的中心城市,应当而且能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高速增长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体制创新点和对外开放中与世界经济的联结点。从城市化进程角度看,中心城市正从能量聚集期开始向能量释放期转变。中心城市要根据所处区位、发展水平、城市化阶段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充分发挥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和牵动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中心城市,尤其是特大中心城市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借鉴世界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的经验,努力提升城市功能,再创新优势,谋求新发展。 （一）提升中心城市的生产功能,实现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 生产功能是城市的基本功能。我     

区域创新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制及其空间分异——以浙江省为例

探讨了区域创新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机制,构建了区域创新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并以浙江为例,分析了浙江省11个地市级城市区域创新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得到以下结论:2005—2011年,杭州位居浙江省区域创新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之首;浙江省区域创新与城市化整体耦合处于颉颃阶段,协调水平仅为中度协调耦合,较良性协调仍存在较大差距;杭州、宁波的区域创新与城市化已达到高度协调耦合水平,而舟山、衢州和丽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弱,仍需进一步提升;浙江省区域创新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且其演化态势相对稳定。据此,研究提出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城市专业化功能、构建综合交通与信息网、培育中心镇与小城市等建议。     

营造小上海新优势 增强新无锡竞争力——试探无锡在长三角的城市定位与战略取向

实践表明,不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城市发展规划,都是各守行政区划,这加剧了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直接障碍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在当前加快城市化并推进都市圈建设的进程中,怎样才能有效解决这个体制性“老大难”问题,很值得关注。该文选择无锡这个历史上称为小上海的典型城市,对无锡怎样顺应长三角一体化的时代要求,摆脱仅仅立足在行政区划内营造优势的传统思路,在动态把握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准确城市定位,创新战略思路,从而跳出无锡小天地,营造小上海的新优势,增强新无锡的竞争力的问题进行探索,旨在为突破这个“老大难”寻求可行路径。     

行政区划体制与浙中地区的城市发展研究——以金华—义乌的相互关系为例

基于金华、义乌30年来经济成长的绩效定量比较,通过对金华和义乌关系的考察,主要分析了义乌市管县和省管县的体制选择及金华是否应对义乌进行行政兼并两方面问题。研究发现:①义乌的发展是权力不断供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行政区划体制)互相作用的过程,财政"省管县"体制以及强县扩权等体制改革为义乌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外部动力;②省管县体制将是未来义乌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而金华兼并义乌不可取;③提高政府自主性,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对一般性的中等乃至更小规模的城市而言,激活其自主性和创造性才是关键。一般情况下,应选择保持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体制,并赋予各县级政区明确的职权和财权,"省县直辖"的体制将是今后中国一般性地区所应采取的行政区划体制。     

浙江省当前行政区划特征与调整改革思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浙江省的行政区划调整变更频繁;在自身历史传统、自然人文环境和国家宏观政治体制制约下,浙江省当前的行政区划与国内其它省、区比较,呈现若干特征:即政区类型相对较为简单;政区层次比较明确;各级政区数量、管理幅度等也大体适中;都市区治理得到重视;同时,适应不同类型地区特点及不同发展阶段,在形式上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采取多样而灵活的管理方式等;总之,行政区划体制开始出现良性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浙江省行政区划的调整改革思路。     

苏锡常都市圈空间发展及其动力机制分析

苏锡常,由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都市区构成,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江苏省规划建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苏锡常非农化和城市化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具备了都市圈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苏锡常中心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城市空间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沿交通干线由团块状向带状转变,区域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则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苏锡常都市圈属于多核心的网络状空间结构,包括3个中心城市、9个次级城市和7个城镇发展轴.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的演进、大规模的开发区建设、乡村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区划调整等促进了苏锡常都市圈空间的形成和发展.     

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管窥和衡量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以珠三角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线,从历史视角回顾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过程,并总结归纳出若干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单中心城市到城镇密集区,从城市密集区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区）。空间演化主要特征包括：“外引内联型”要素配置模式,自下而上的“内部膨胀型”空间演化模式,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相结合的“双轨制”区域治理演化模式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应逐步从强调城市竞争的“行政区经济”向提倡合作的大都市区治理转变。     

长株潭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分析长株潭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不适应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建议，使行政区划更好地适应长株潭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思路创新:论北京市绿色交通发展及国外经验借鉴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拥堵、能源严重短缺、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为应对这些城市发展的严峻挑战,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对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借鉴国外际绿色交通创新发展经验,选择低碳绿色交通创新发展方案。     

杭甬温区域城市流强度的实证研究

随着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中小城市正朝着＂都市圈＂、＂城市群＂空间模式发展壮大。特别是作为浙江省经济最发达的三大城市———杭州、宁波、温州,其城市增长极效应正不断增强。从城市外向关联性的角度,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城市流强度来剖析这3个中心城市在浙江城市群中的经济辐射地位以及变化情况。主要涉及3个中心城市的相关外联性行业城市流强度的测算和城市流结构的分析。     

从行政区经济走向大都市圈经济

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塘大都市圈地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城际利益矛盾有日趋激烈的发展趋势。例如,江苏省进行的南部、中部和北部的三大都市圈规划,南京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都要牵扯到与周边省份的合作和互补…     

常州市区行政区划体制创新

常州市近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相对滞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多且复杂,常州行政区划长期的不合理设置状况,是制约常州市城市空间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原因.文章从常州市区行政区划演变开始,分析了常州市区行政区划的现状与特点,指出常州市区U型政区结构与东西两翼分割以及常州一武进并立而导致的"一个城市,两个行政主体"格局对城市发展空间发展轴线转变以及整个常州市区发展的不利影响与后果,提出常州市区行政区划创新的方案,分析其优缺点,并就非行政区划手段提出了一些建议.     

牡丹江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县域经济步入快车道,要从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全面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用市场化的思路谋划县域经济发展。通过对牡丹江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的研究和分析,找出制约牡丹江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制约因素,提出建议和对策,从而推动牡丹江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州市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作为城市化前沿地带,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探讨其动力机制可以为人居环境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以广州市为例,从不同角度将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划分为三类,宏观层面的动力(城市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发展、市场体制的确立);政府层面的驱动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发展政策、城市空间重构、产业结构调整、行政区划调整、大型项目投资);城市内部不同地域相互作用力(核心区推力、乡村推力、边缘区自身吸引力),并构建了综合动力机制的概念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