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认清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现状,并因时制宜深化农村社会治理改革。通过实施乡村战略,推进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鼓励新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推动互联网+社会治理等途径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时代变化,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构建和谐社会中女性人才资源的开发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而提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女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特殊历史机遇中的特殊性别诉求,成为和谐社会发展的动力。女性人才资源的开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理念创新:破解家庭赡养之困局

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农业经营为主向以非农经营为主、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工商业人口为主社会的转化.中国社会的真正转型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之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显露端倪,现尚处于转型初期.在转型过程的初期,它不会导致社会以及家庭诸方面发生前后迥异的变化,但它对民众家庭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由于外部社会的制度和政策"滞后"与"缺位",家庭及其成员在这一时期对变化的环境往往有许多"不适应",在家庭内部也有诸多"不协调"表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农村治理机制

落实十九大精神,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总结部分省区和张掖市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分析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的路径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和服务机制;构建常抓不懈的农村党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乡镇政权建设与创新农村基层干部选拔培养机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破解"三农"发展难题.     

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化”倾向探源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养老模式,一直维系着乡村社会家庭伦理,支撑着乡村社会伦常秩序.不论是在变化缓慢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还是在变化无常的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模式中一直都是主导性的养老模式.对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养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特殊的亲子关系及其与之相应的"反馈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这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家庭养老模式的重要特征.     

基于“国家与社会”分析路径的中国农村治理变迁研究

农村治理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门热学,对农村治理变迁的研究可以说就是对农村政治发展的研究。现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路径,将历史上中国农村治理的发展历程分为乡绅自治时期、政权下渗时期和政权控制时期三个时期,深入分析各个时期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探索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乡村治理的深层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今我国农村治理现状,提出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推行"乡镇自治"的理想式论点。     

农民增收制约因素与农村经济改革探析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近60％。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近几年，党和政府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有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激活了农村经济，农业连年丰产，农民持续增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蓬勃开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必须看到，     

中国犯罪治理的财政支出偏向:选择"大棒"还是"胡萝卜"?

中国的犯罪治理政策一直奉行的是严厉打击的"大棒"政策,而忽视提高社会福利条件的"胡萝卜"政策,但近年来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促使我们去反思和重审现有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本文通过一个扩展的时间配置模型发现,在风险规避的假定条件下,如果政府支出是有效率的,政府无论是增加惩罚犯罪的资源投入量还是增加提高社会福利条件的资源投入量都能够减少个体决策者从事"非法"活动的时间.但是,基于中国2000-2006年间30个省级数据的检验结果,只支持了社会福利支出的犯罪治理效应,而公检法司支出则不具有预期的犯罪威慑效应.研究结论意味着从财政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中国现阶段选择"胡萝卜"偏向的财政政策,是比"大棒"偏向的财政政策具有更低社会成本和更高社会收益的犯罪治理策略;同时,提高公检法司支出效率也应是当前犯罪治理政策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社会化小农视野下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研究的深化——评邓大才新著《小农政治: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

中国乡村治理及其转型是农村改革发展以及农村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从学术发展脉络的历史进程中来看,采用"社会化小农"这一新的范式、分析框架和视角的《小农政治: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是一部占据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制高点的学术力作。它充分展现出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冲击与治理转型,成功探寻出乡村治理模式的决定因素与发展走向,明显体现出中国农村研究方法论的自觉与自为。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前瞻

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村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同时更是衔接政府与居民的社会共同体.农村社区治理与建设从宏观上说是国家建设的基础,从微观上讲是每一个公民幸福、和谐、平安生活的保证.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已经从政府主导逐渐向村民自治过渡.民主治理将成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并终将取代政府主导治理的现有模式.     

党组织才是农村的“能人”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管理出现了不少问题。"能人"治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被很多地方采用的一种策略,其成效与负面影响并存。河北省肃宁县在2010年推行的"四个覆盖"农村治理新模式,为农村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肃宁经验的核心有两个:通过农村党组织的带动和服务,激发农民主动性、创造性,使组织     

从农村改革看"三个代表"

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党在农村改革中执行的方针、政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动体现.在今后工作中,我们不但要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应以实际行动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治理理论与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研究述评

多中心合作的网络状治理形式现已为政治形态研究、公共行政以及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研究的新思维模式。在经济转型发展期,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都在经历深刻而不同以往的变化,治理理论的研究据此也发展出更为适应新形势的应用模式与多样化研究思路,此种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的研究与尝试应用,是为了在传统的国家管理"超级利维坦"与极端私有化之间寻找平衡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纵观多中心合作治理的研究脉络与成果,为现代化转型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模式探究与应用试验提供新的可选择途径。     

日本的环境治理与政府责任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日本在环境治理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既得益于二战后日本官产学界在环境治理指导思想、理念和政策方面顺应形势地不断变化、更新和创新,又得益于日本在环境管理上设计了较为科学的体制。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环境权理论与运动和环境社会学的兴起指引着日本环境治理实践的5个阶段。从日本环境治理的政策来看,环境政策工具的种类从单一简单走向复合多样,环境政策工具越来越重视经济激励手段和社会管理手段的使用。从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来看,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合理划分环境管理责任与支出责任、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参与是重要的保障。总结日本环境治理的经验,其"国家协调、地方为主、社会参与、市场激励"的治理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注意力视角中的扶贫政策演进与其发展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从注意力视角审视我国扶贫政策演进历程,研究发现我国的扶贫历程呈现的动态性演进特征,实质是党和政府的注意力从"选择——转变——分配——再分配——聚合——固定"的阶段性变化过程。从传统的扶贫范式转向精准扶贫模式,由贫困人口瞄准到贫困个人瞄准,我国始终保持对贫困问题的高度持久性的关注。中央决策层的扶贫注意力的观测对当前阶段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以及扶贫治理体系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未来新时期,我国扶贫政策的宏观走向具有集合多元化力量联合扶贫趋势;有效衔接扶真贫、摒弃数字扶贫;赋权提能,推进参与式扶贫,形成完善的扶贫开发体系,总结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扶贫经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之路。     

农村党组织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农村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其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我党执政基础是否扎实。当前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乡村治理面对的不稳定因素和风险不断增大,给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新时期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个体再嵌入: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思路

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为解决改革中的问题,需要由单一国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向政府、组织、公民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实现,必须从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着手。本文从社会治理视角下个体作为主体的重要性、中国个体化的历程方面,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思路。     

乡村治理中农村留守妇女工作困境及对策研究

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男性青壮年外出务工促使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转变为男工女耕的农业女性化模式。农村留守妇女在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同时肩负繁重农活,生存现状举步维艰。文章以利川市及团堡镇为研究对象,探视乡村治理过程中凸显的"空心村"、妇女维权取证难等现实困境,基于法制建设、创新创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视角,希图提高留守妇女生活的质量,实现其社会角色转变,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治理是村民自治,乡镇政府组织、协调、指导公共事务的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历史的选择,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本文通过对农村治理模式进行回顾,将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治理特征进行总结,从而加深对我国农村治理的认识,为当代农村治理研究提供借鉴。     

大学生村官角色定位研究

大学生村官政策在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鲜血液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是抛开政策研究和农村建设,在政策号召、福利待遇、社会认同等因素的影响下,大学生把"村官"当做人生规划的一种职业选择:从"校园"走入"农村",这其实也是在国家战略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