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探讨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社会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由于巨大的物质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导致贫富差距愈加严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穷人面临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这不仅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威胁,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南非白人政府干预与白人贫困问题的解决

20世纪初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来自英裔白人和非洲人竞争而陷入失业,南非出现严重的白人贫困问题,并引发激烈的白人社会冲突,迫使白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干预。在保证矿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白人政府大力推动制造业和国营经济发展,通过强化种族隔离的工种保留制度,保证白人工人进入收入较高的技术和半技术工作岗位,到20世纪40年代末白人贫困问题得以解决。与此同时,绝大多数非洲人只能进入非技术岗位,获取低廉的收入,陷入普遍的贫困状态。南非社会出现具有鲜明种族主义特征的白人与非洲人贫富分化现象。南非白人贫困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牺牲非洲人利益的基础之上。     

基于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视角的我国城市贫困原因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稳定大局,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角度出发,结合甘肃省具体情况,对我国城市贫困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政府的贫困治理能力及其提升路径

贫困治理是现代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贫困治理能力由结构优化能力、制度保障能力和机会创造能力三个要素构成。在新阶段贫困治理实践中,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加强贫困治理制度建设以及关注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是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既以生产力尺度,同时又以人的尺度来衡量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作为一个价值范畴,它应该是专属于人的范畴,因为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而作为生产力中活的要素的人也是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人的发展,生产力尺度内在的就是人的尺度。因此,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可见,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理应是人的价值尺度,也即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分析与对策研究

城市下岗职工的贫困,下岗职工集中居住形成的贫困区,由老工业基地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构成的贫困城市,是我国特有的城市贫困问题。为解决“当代贫困”,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政府应承担起对“贫困城市”的援助和对“贫困居民”的救助的基本责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产业开发指导等,遏制并逐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解决能力贫困是青海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世纪工程,其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是由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收入水平低、发展不平衡决定的.青海省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典型代表,新农村建设与经济发达的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既不在一个起点上,也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水平.青海省农村贫困的根源不是收入或消费的匮乏,而是由于教育、社会保障、健康和机会等方面的贫困而导致的“能力贫困“,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就是尽快解决农民的能力贫困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

关于科技是否会带来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国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准。科技创新与进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现代科技已经融合到生产力的每一个要素中,带来一次次社会的进步。     

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产生的城市贫困问题不可忽视.如何正确认识并解决这一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树立新型的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合理配置执政资源,加大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哈尔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测算和分析了哈尔滨市从1986至2007年之间经济发展中各主要阶段的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贡献份额变化情况,指出技术进步已成为哈尔滨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技术对经济的这种推动力并不稳定,出现明显的波动。     

韩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绩效

韩同的成功有许多机缘，但技术进步娃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韩国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进行创新”模式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评价     

20世纪的进步与问题——生存进步的动力与阻力北大核心

“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的生活组织方式 ,进步与问题、动力与阻力就是在此基础上而言的两对相对意义上的概念。 2 0世纪人类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政治”领域发展的严重滞后使得这种进步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世界政府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     

扶贫:唤醒贫困农民参与意识——江西省乐安县开展NGO与政府合作扶贫纪事

踏进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人们常常能碰到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不顾白天与晚上、酷暑与下雨,爬山涉水,走村串户,深入农家调查贫困状况,分析致贫原因,探索脱贫致富有效途径.这群特殊的客人来自于四川、安徽,他们是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中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是NG0(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开展工作的一幕.     

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是国家进步的根本——访中国文联委员、著名作曲家王立平

王甬平：王老,您好!今天想跟您谈的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社会文明发展中两个不可分割的一体的两面。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有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配套,甚至错位,那么经济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制约。     

寻租与贫困：基于异质性假设的生产、保护与分利模型

在内部和外部约束的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本文对生产、保护和分利模型进行了扩展,解释了贫困村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对资源配置决策和经济收益的影响,并利用中国行政村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得出:内部约束条件的异质性直接影响资源在生产、保护和分利活动之间的配置,"有分利倾向"的贫困村越多,分利技术越高,资源在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也就越多.外部约束条件的异质性间接地影响贫困村的经济收益,在政府及制度环境更倾向于激励非生产性活动的情况下,尽管通过转移支付对贫困村收入水平产生了正面效应,但这种效应由于寻租行为的负面冲击而被大幅削弱.经济发展能力或产出水平越低,资源投向保护行为的比例越高,对应于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更高的资源保护水平将进一步限制贫困村的经济发展,在外部约束条件更倾向于非生产性激励时,寻租与贫困的动态关系导致了低水平均衡的"贫困陷阱".     

政府能力与政府绩效关系初探——基于绩效模型的分析

政府绩效已成为公共管理的前沿问题之一。随着政府绩效发展,政府绩效与政府能力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为此,本文在界定二者概念和构建绩效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二者的关系。     

三种自主创新能力与技术进步:基于DEA方法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DEA方法测算了中国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考查了三种创新能力在中国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均抑制了中国的广义技术进步,只有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对中国广义技术进步有正向作用,但作用不显著。剔除技术效率后,对狭义技术进步的研究得到了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的结论。通过状态空间模型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在1998年之后呈持续上升趋势,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贡献度则在1998年之后显著下降,直至2002年左右各种创新能力的贡献度渐趋平稳。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未达到促进技术进步的临界值。     

制度激励的方向选择：‘李约瑟之谜’破解与启示

为什么中国文明在历史早期一直领先其他国家而后来不再领先?中国的卓越技术为什么从未转变为一次工业革命?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对制度激励方向变化的理解是破解此谜的关键:早期中国文化与制度形成的社会物质财富分配在骨子里是"生产性分配"激励,而后来逐渐转变为"掠夺性分配"激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