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税比重、税务检查与税收遵从度

提高税收遵从度对降低税收征管成本、优化税制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间接税制,在直接税制下,纳税人选择纳税遵从行为的收益较大;而税务检查比率越高,则纳税人的逃避税成本就越高。这些均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愿。我国1997～2011年的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直接税比重、税务检查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均存在正相关性。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强化税务机关的税务检查可以有效地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分析——基于企业逃税模型的视角

在传统的A-S逃税模型中加入税收遵从成本因素分析以及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只适用于个人纳税。运用企业逃税模型分析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不仅符合企业实际,而且在我国更有现实意义。当前,应完善税收征管,简化税制,优化税收环境,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     

浅析企业纳税遵从行为及其模型构建

纳税遵从作为一国税制和征管体制优劣的一个评价指标,已引起了税务当局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税收实践中,纳税人是否选择纳税遵从,涉及很多主客观因素。本文从纳税人的角度出发。运用预期效用最大化理论,分析纳税人在做纳税决策时所考虑的成本因素,建立企业纳税遵从行为的模型,分析纳税人的纳税遵从行为,并给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来自中国的证据

公共服务与税收公平是影响纳税遵从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背景,将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纳入公平理论框架分析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评价,无论是对政府部门的日常行政服务还是其他公共部门的基础公共服务而言,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评价就越高;同时,税制公平对纳税遵从有正向影响,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评价越高,其纳税遵从度就越高;税制公平评价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纳税遵从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因此,现阶段提高我国公众纳税遵从度可以从改善公共服务和强化税制公平两个角度入手。     

论涉税信息管理能力与税制结构优化

涉税信息管理能力是税制决策力与执行力的实践内核,它有助于扩大税基、降低名义税率、公平税收负担,规范与健全现有税制,促进税收征纳关系和谐,提高税收遵从度,并通过促进有增有减、统筹平衡的税收结构性调整,优化税制结构。但是,涉税信息管理能力薄弱一直是制约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瓶颈"和根本原因。为进一步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应以增强涉税信息管理能力为突破口,努力健全涉税体制机制,整体推进涉税信息管理的技术变革、组织协调与管理创新。     

个人所得税预缴税款制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研究——基于前景理论的心理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由微观视角分析个人所得税预缴税款制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选取预缴规模、税率、针对纳税非遵从的处罚、纳税稽查概率、稽查成功率作为主要内生变量,构建“有限理性”的纳税人总价值函数模型,讨论上述变量的心理效应与纳税决策的关系.分析表明:我国应构建针对个人全部所得的全面预缴税款制度,并以个人预缴规模为核心,使其适度高于应纳税额;注重以“退税收益”的确定性效应带动纳税遵从,同时配合提升针对非遵从的处罚;降低边际税率;利用“启发式偏差”及“分离效应”,通过强化纳税稽查及总体征管水平使纳税人提高逃税风险认知,从而提升纳税遵从度.     

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纳税遵从研究述评

论文从A-S模型的理性人假说开始,介绍了传统的纳税遵从理论的基本思想,并列举纳税遵从异像来讨论行为经济学对经典A-S模型的冲击,用以阐述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纳税遵从研究产生的原因.本文综述了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直观推断法下的纳税遵从行为,以及有关预期效用理论在纳税遵从领域中的应用,以对纳税遵从的“非理性”行为进行解释.     

从行为经济学视野看税收不遵从问题

税收不遵从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之一。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研究了在不确定性或风险条件下影响作为纳税行为主体的纳税人做出决策的因素，提出我国应从建立公平的税收制度，加大税收不遵从的惩罚力度，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等五个方面遏制我国税收不遵从行为。     

中国隐性收入的规模及治理研究

隐性收入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对收入差距、税收流失甚至国家财政安全都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DGE模型法,构建一个包含正规经济部门与隐性经济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隐性收入规模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1978～2015年,我国隐性收入规模从36.69%下降到13.25%,历年平均规模为21.71%,隐性收入总体规模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其绝对规模仍然较大。资本冲击和税收政策冲击是影响隐性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本存量扩大但未能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合理配置时,将导致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向隐性经济部门流动,扩大隐性收入规模;税率越高,资本和劳动力从事隐性经济活动的动力就越强,隐性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为实现对隐性收入的有效治理,需要进一步促进正规经济的发展,降低失业水平;提高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优化税制结构,降低税收负担;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企业和居民的税收遵从意愿;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强化税务稽查力度,发挥税务稽查的"威慑效应"。     

税制变革、人口增长及其对中国历史演进的长期影响——基于“两税法”前后的考察

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理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使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税制变革的人口效应及其长期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不但税额的变化对人口增长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税制结构的变化也是影响人口数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当税额给定时,丁税占比与长期人口水平负相关,与稳态人均产出以及稳态家庭收入正相关;(2)当税收结构给定时,税额与长期人口水平负相关,与稳态人均产出正相关,对家庭收入的长期影响则取决于丁税占比和劳动产出弹性的大小.结合历史上赋役变化的具体情况,我们预测两税法以来的税制变革倾向于释放更多的人口,并引起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下降,但是,稳态人口水平的提高却为两宋以后王朝寿命的延长提供了经济基础.文章对于分析当代税收的长期经济效应以及研究税收调整和税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启示.